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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施尼特凯-第一章：从恩格斯城到维也纳
【有待进一步完善】
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
作者：亚历山大-伊瓦什金（Alexander Ivashkin）
出版社：PHAIDON
二十世纪作曲家系列
封面：施尼特凯六十岁时的照片
封底：施尼特凯1950年代早期的照片
书籍简介（暂略，之后翻译）：
《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手稿中的一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从恩格斯城到维也纳（1934-1948）
第二章：回到苏俄（1948-1953）
第三章：成为职业音乐家（1953-1958）
第四章：赫鲁晓夫解冻（1058-1964）
第五章：向着新风格前进（1964-1972）
第六章：天鹅绒一般的深思（1972-1979）
第七章：基督教指引的创作（1979-1985）
第八章：与病痛的抗争（1985-1995）
尾声
分类作品列表
延伸阅读
分类精选录音列表
索引
前言
给人写传记需要把自己置身之外以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为朋友写传记是很难的，因为你永远没法把自己抽离得足够开。给施尼特凯写传记则尤其困难，因为他永远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人：即使与他相识很久了，你可能也永远没法完全确定他的打算和计划。还有就是，他从来就没花过时间沉湎在自己的回忆里；并且对他而言，在他的生命中任何系统化的举措都十分陌生。他从来就没用过电话簿（有时候他会把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写在一行行的乐谱草稿之间），他需要的所有信息总是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或者正好手边摊开的纸张上。他从来没试过写下文字记录生命中的大事件。但是他记忆中的事物总是那么鲜活。即使他第二次中风后重病在身，也能以惊人的细致程度回忆起三十或四十年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对他的音乐也是如此：他总能把与他音乐中任何一个小节相关的一切都讲出来，并且我怀疑，如果有人要他把他的任意一部作品的乐谱默写出来，他很可能也办得到。
在英语世界中关于施尼特凯的出版物非常少，但每个欣赏他的音乐的人都应该知晓他的人生故事，对此我毫不怀疑。他的人生故事本身也非常有趣，并且我可以保证我的记录时诚实且准确的（但要注意的是我并非用母语俄语写的这本书，所以叙述时有些地方会带上一些特有的习惯。）
我和阿尔弗雷德已经认识了多年：自从1960年代早期我就对他有印象了，他住在莫斯科的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夫街上的公寓里，我也在这条街上住了很多年。在1985年阿尔弗雷德建议道我们应该时不时聊一聊，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话并尽可能地维持这个习惯，直到1994年 。我参与过他的不少作品的现场演奏和录制，这帮助我更近一步地了解了他的音乐理念。在1980年代末期施尼特凯一家搬家了，我帮他把他所有的纸质资料从旧居迁往新居。我们认为，这次乔迁正好可以提供一个契机，让我们尽可能细致地进行分类整理，因此，书末的施尼特凯作品列表在目前为止出版过的列表中是最为明晰的。它的编写（以及后来的更新）得到了作曲家本人的帮助。
这本传记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我和施尼特凯的亲人以及朋友的谈话编写的。我要对他们所有人付出的时间、耐心和友善表示感谢。艾莉娜-施尼特凯 （Irina Schnittke）一直友善地支持我、帮助我，她热情好客，还道出了不少有趣的回忆和想法，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她。我也想因为与安德烈-施尼特凯（Andrey Schnittke）进行的有趣交谈而对他表示感谢。我同样感激的是艾莉娜-加里耶夫娜-施尼特凯（Irina Garryevna Schnittke）和之后的维克托-加里耶维奇-施尼特凯 （Victor Garryevich Schnittke），他们讲述了许多有关阿尔弗雷德的早年生活的细节和事实。
我诚挚感谢Mstislav Rostropovich, Gennady Rozhdestvensky, Mark Lubotsky, Gidon Kremer, Oleh Krysa, Valery Polyansky和 Viktor Suslin，他们讲述了关于阿尔弗雷德的音乐演出以及与作曲家见面的回忆。我要向俄罗斯电影导演Andrey Khrzhanovsky, Andrey Smirnov, Alexander Mitta和Alexander Zguridi表达感激之情，他们带来的故事非常有趣，是关于施尼特凯本人和俄罗斯电影工业的。
我非常感谢David Geringas, Tatyana Geringas, Laurel Fay和Gerard MacBurney为我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我尤其感谢John Goodliffe，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在英语写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要多谢来自Dorothy Motoi和Rodger Travers 的指正和建议。
我也感谢Norman Lebrecht和Phaidon出版社委托我撰写以及编辑本书；也多谢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对本书的赞助。
我的妻子娜塔莎 一直以来都支持着我，也提出明晰而睿智的观点和我进行有趣的交锋，我的特别致谢应该留给她。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存在要归功于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本人。我无比感谢我们多年以来的友谊和协作，无比感谢他慷慨地拿出一个又一个小时和我讲述他自己和他的音乐。能和他学到这么多第一手的东西，我蒙受了巨大的恩惠。我相信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也是一个人格强大、意志坚定的人，用令人惊叹的勇气、信念和精神力量与严重的病痛做着斗争。我希望并坚信他的传记会被尽可能的人读到。
亚历山大-伊瓦什金
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新西兰，1996
第一章：从恩格斯城到维也纳
“尽管我没有一点俄罗斯血统，我却与俄罗斯紧紧相连，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几乎全部的时光。另一方面来说，我创作的很多音乐都某种程度上与德国音乐有关联，与身为德国人而生出的逻辑有关联，尽管我并非有意为之…就像我的德国祖先一样，我住在俄罗斯，我说和读写俄语的水平远胜于德语。但我不是俄罗斯人…我半犹太人的身份没有给我一分安宁：我不懂三门犹太语言中的任何一门——但是我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
于出生地恩格斯城
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一位拥有着典型德国名字的俄罗斯作曲家，在俄罗斯的恩格斯城（Engels）出生却没有一滴这个国家的血。这座城市曾经是苏联内一个德国共和国的首都。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却说德语），母亲是德国人。他是一位没有祖国的作曲家，在任何地方都是外来人。在俄罗斯，他自从青少年时期就被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在德国他却是个“俄罗斯作曲家”。
纵观整个俄罗斯音乐史，都难以找到一个与他处境类似的人，尽管有些与他略有相似的例子，如凯撒-居伊（Cesar Cui）和尼古拉-梅特纳（Nikolay Medtner），或者演奏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和海因里希-涅高兹（Heinrich Neuhaus）。
现在施尼特凯家族的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找到：在纽约，甚至在南非都有。他们的犹太人祖先在20世纪出由于种种原因从俄罗斯出走，正如新生代的施尼特凯家族成员之后加入1970年代的犹太人移民潮一样。其中的一位就是作曲家的叔叔，安纳托利-维克托洛维奇（Anatoly Victorovich），他于1970年代通过以色列移民到美国，于1980年代晚期在那里去世。海达-埃德尔巴姆（Hedda Edelbaum），是阿尔弗雷德父亲的一位堂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健在，现居纽约（她只说英语）。在波士顿和纽约我已听说过相当数量的施尼特凯家族成员尝试弄清楚自己是否与阿尔弗雷德是远亲，或是尝试弄清楚互相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所有这些俄罗斯境外的施尼特凯家族成员都来自他父亲（犹太人的）那一侧。
他的祖母，西娅（正式称呼为陶芭）-阿布拉莫夫娜-卡茨（Thea Abramovna Katz）（1889-1970）和祖父（Victor Minorovich Schnittke）（1886-1956），本来自于利巴瓦（Libava）（现称利帕雅（Lipaja）），此地在1795-1918年间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918年，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之后，拉脱维亚（Latvia）成为了独立国家，后加入苏联，而利巴瓦成为了拉脱维亚的一部分。利巴瓦过去常被称作科尔兰（Kurland）（在拉脱维亚境内则被称为科泽姆（Kurzeme）），一直以来都与德国和俄罗斯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里的居民说德语，尽管在科尔兰的首府埃尔加瓦有一座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和一座美丽的宫殿。这两个建筑都是由巴托罗密欧-拉斯特里（Bartolomeo Rastrelli）建造的，这位建筑师还在圣彼得堡建造了冬宫。施尼特凯的犹太祖父母在家说德语，而非意第绪语，尽管他们都不是德国本地人，却说得一口标准而文雅的德语。
他们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热情驱使他们在1910年从俄罗斯出走到了德国。
他们说德语的也并非令人震惊的事实：波罗的海地区的犹太人倾向于不说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而是非常倾向德国。他们的名字通常是德国式的，或者就是德国的，就像施尼特凯这个名字一样。直到十九世纪末，犹太人都没有姓氏，对他们来说拥有姓氏是一种特权。只要有机会，犹太人们就会试着获取一个听起来很“好”的德国姓氏，比如古登堡（Godenberg）或罗森克兰茨（Rosenkrantz），有时候他们也会用犹太人自己的姓氏——卡茨或扎克。很多时候他们的姓氏只是从玩笑中得来的，因为文员1原文为“clerk”，暂取“文员”之意。们经常取笑犹太人，给他们起荒谬甚至堪称下流的姓氏。事实上，施尼特凯是一位德国神职人员的姓氏，他没有家人，于是说服一位犹太男人继承他的姓氏，因此，一个德国人的姓氏就变成了施尼特凯家族的姓氏。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的祖母，西娅-阿布拉莫夫娜，来自一个拥有七个女儿的大家庭，父亲是一位珠宝设计师。（之后她常常隐瞒这个事实：布尔什维克并不接受这类出身，他们更喜欢无产阶级。）西娅在利巴瓦的一所德国中学读书。
阿尔弗雷德的祖父，维克多-米若诺维奇-施尼特凯，来自一个工匠2原文为“craftsman”，暂取“工匠”之意。的家庭，也生于利巴瓦。他只上到了中学——许久之后，他在莫斯科取得了工程学学位。（他甚至发明过一种清理羽毛和绒毛的机器，但是没能取得执照。）施尼特凯的犹太祖先享受了住在利巴瓦的特权——通常是不允许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在俄罗斯的“犹太苍白”3原文为“Jewish Pale”，是1791-1917年间俄罗斯帝国对犹太人居住地划分的政策。详见“Pale of Settlement”的维基百科。之后，俄罗斯帝国只有特定几片地区开放给他们了。施尼特凯和卡茨家族的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专职军人，这类人可以拥有自主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令人震惊的是，阿尔弗雷德的祖父母都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员，投身革命事业。他们赤诚的的共产主义信仰由社会理念激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与二十世纪中期那和黑手党一般的组织联系起来的共产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儿子哈里4原文为“Harry”，故翻译成哈里，但是译者见过不少“Garry”的表述。不过考虑到本书中全是Harry，故统一哈里。正是阿尔弗雷德的父亲，也早早加入了共产党。1910年，维克托和西娅出走到德国以避风险。当时的沙俄警察已经抓捕了一些共产党团体了。（维克托-米若诺维奇的护照可追溯到1910年，由科尔兰地区总管签发，这本护照保存在阿尔弗雷德的弟弟的档案馆里，他也叫维克托。）
在他们在国外度过的这些年月里，西娅和维克托-施尼特凯仍然是俄罗斯市民，他们先住在法兰克福，在那里生下了哈里，后住在柏林。居住在德国时，他们都是斯巴达克斯社团5原文为“Spartacus Society”，暂时这么写了。的一员——在纳粹掌权之前，这是德国共产党的名字。然而，他们作为斯巴达克斯社团成员的身份，在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服务中并不作数；斯大林对德国共产党的“同事”们疑虑重重，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和他不一样！
维克托-米若诺维奇-施尼特凯在柏林为俄罗斯领事馆的贸易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然而1927年，他和他的妻子决定回到俄罗斯。他们不能再回利巴瓦；那时，利巴瓦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了。在莫斯科，西娅-施尼特凯开始在出版社工作，担任德语出版的书籍的编辑。这家出版社原先被称作“国际工人协会出版社（International Worker‘s Society Publishers）”，之后更名为“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 Literature）”，最后改为“进步（Progress）”。1960-1980年代，阿尔弗雷德的弟弟便将在这里工作多年。自从西娅到来，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所有俄罗斯印刷的德语书籍都将在她的监督下出版。她的头脑一直十分活跃——在家中，她在语言方面是真正的权威。在德国，她教授过有关意大利会画的课程；在莫斯科，她虽然只是个编辑，但经常担任特定德语写成的教材的作者。此外，她将一部作品（《伦理（Ethics）》6原文为“Ethics”，暂时翻译为《伦理》。）翻译成了德语，此书的作者是俄罗斯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列宁的反对者，帕维尔-克罗波特金（Pavel Kropotkin）。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存于阿尔弗雷德的弟弟，维克托的档案馆。回到俄罗斯后，西娅没有更新她在共产党的党员关系。
施尼特凯的祖父母的余生都在莫斯科度过，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1-1942年间被撤去了恩格斯城。他们的儿子哈里-施尼特凯，就是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在1930年就从莫斯科的家中离开前往恩格斯城，因为他希望再那个德国共和国（即，伏尔加德意志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The Autonomous Soviet Republic of Volga German））读大学。部分原因是俄语依然对他而言是个难题，当举家从德国迁回时，哈里还不会说这门语言。事实上，他在莫斯科受教育时也是上的德语中学。在恩格斯城，他通过了入学考试，却没有学校接纳他受高等教育。
哈里还很年轻——才十六岁。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德语说得很流利，于是获得了当地德语报纸《消息报》（Nachrichten）的一个职位。他在那工作到报纸被停办的1941年，那时因为斯大林的一纸法令，所有伏尔加德国人都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或者哈萨克斯坦。巧合的是，与此同时西娅和维克托也被撤离到了恩格斯城，因为他们工作的出版社被从莫斯科迁到了这里。事实上，它接管了《消息报》关张后留下的每一家印刷厂和办公室。阿尔弗雷德的祖父维克托，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当西娅和维克托还在恩格斯城时，他们就离婚了，在不晚于1943年的时候各自分别回到莫斯科。维克托-米若诺维奇结了第二次婚，住在他之前的亲属相距甚远的地方度过余生，直到1956年去世。不过最终，他被葬在了莫斯科的德国墓地，施尼特凯家族其他成员去世后也安葬在那里。
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哈里-维克托洛维奇-施尼特凯（1914-1975）出生在法兰克福，因此他的德语说得比阿尔弗雷德的母亲，玛莉亚-埃俄斯弗娜-沃格尔（Maria-Iosiovna-Vogel）要好。玛莉亚只说伏尔加方言德语——这门语言在十八世纪由德国人带进俄罗斯，他们的后人将其保留并做出了一定修改；它比书面语更加口语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阿尔弗雷德双亲之间的差异相当令人震惊：他的父亲的语言得体但相当枯燥乏味，基本都是“官方的”语言，与此同时，他的母亲的话语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习语、寓言和警句。这一差异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哈里来自一个受过相当好教育的犹太家庭，而玛利亚出身农民家庭。他们说俄语时都带着强烈的德国口音。哈里是一位职业口译员，他通常翻译成德语而不是俄语，因为他对德语掌握得更好。
他们的儿子阿尔弗雷德说的第一门语言便是所谓的“伏尔加德语”；不久之后他也开始学说俄语了。（在这方面，他不像纳博科夫，纳博科夫最初学会读写的语言都是英语而不是俄语。）在家时，阿尔弗雷德会和爸爸说德语，但他和妈妈说话时，他总觉得说俄语让他感觉更加亲切和温暖。他总是有些害怕和爸爸说德语，因为爸爸的德语说得太标准了。
弗拉基米尔-施尼特凯（Vladimir Schnittke）是作曲家的叔叔，不过事实上，他的年龄比阿尔弗雷德小。最近他发现了一份文件，帮助阐明了施尼特凯的家庭的德国一侧（他母亲一侧）的情况。这是一封有关俄罗斯的德国殖民者的信，他们之中有个人姓沃格尔，这正是施尼特凯外祖父母的姓氏。约根-科赫尔（Jürgen Köchel）曾任汉斯-思考斯基7如果正式音译，或许是斯科尔斯基，而不是思考斯基；但是目前已有的中文译法都是思考斯基，故沿用。出版社的社长，在德国于法兰克福附近甚至发现了更古老的文件档案。这些证实了阿尔弗雷德那十六世纪的德国祖先实际上是源自发过的，这样就解释清了他们都信天主教的原因。阿尔弗雷德自己记起他于1980年代在德国南部（雷根斯堡附近）旅行时，突然感觉在德国这个地区说的德语，分明就是“他的”德语。
德国人在1760年代就已来俄罗斯定居，那时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本人就是德国人——正在加固俄罗斯的边界、团结边远地区。这位女皇把德国人看做诚实的好工人；然而，她害怕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其他亚洲的、俄罗斯南部的民族（指居住在伏尔加河上辽阔的大草原的那些），因为他们经常发起侵略，打扰俄罗斯帝国的安宁。叶卡捷琳娜大帝也希望有个坚实的屏障能抵挡哥萨克人，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伏尔加河边，好战不休。德国人也在其他地方定居：克里米亚、高加索地区乌克兰的奥伦堡城（Orenburg）周围。这些德国人，和彼得大帝时期及之前住在莫斯科的“Nemetskaya Sloboda（德国郊区）”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莫斯科的德国人总是在德国和圣彼得堡以及莫斯科之间旅行，有许多的国际性交流。另一方面，伏尔加德国人主要是农民，住在村子里。和俄罗斯（帝国）其他省——如克里米亚或乌克兰的德国人不同，他们很热衷于把孩子送去德国学习。之后这些孩子成为了医生、神职人员或者老师，通常会回到俄罗斯，语言和习惯几乎都没有改变。他们说俄语的同时，仍然说着十八世纪时传下来的德语，只是加入一些新的习语。伏尔加河边，德国人的早期栖息地相当小——一个定居点只有大约六十人。叶卡捷琳娜大帝把伏尔加河边辽阔的土地赐给了德国人，但是其中不少都几乎完全没有被开垦。每个家庭都分到了至多八英亩的土地。在二十年间他们的收入都无需上税，男人们也可以免服兵役。此外，叶卡捷琳娜还允许伏尔加德国人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礼拜活动，授权他们在俄罗斯境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直到今天，俄罗斯境内依然有两百多万德国人。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谢列梅捷沃机场（Sheremetyevo），经常能见到上百的德国人在等着下一班去德国的飞机。近来，伏尔加德国人正在离开俄罗斯：1990年代，新合并的德国仍然准备着接收“浪子”们回头。
今天，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说着带有维也纳口音的“正常”的德语，但伏尔加德语才是他的母语。自从他孩提世代，他就记得有些词语是在词典上找不到的。多年以来他很确信德语中没有这样的词，但是之后他在莫扎特的书信中又邂逅了这些词。所以，施尼特凯的德国渊源非常深厚；相比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的思想方式，他时常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化感到更加亲近。正如他自己相信的那样，他有兴趣在音乐中混合相去甚远的风格，促成这个的“基因上的”原因，正是在他的意识中那条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的鸿沟。
阿尔弗雷德的外祖母，伊莱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施克特尔（Elizaveta Nikolaevna Schekhtel），生于一个伏尔加德国人的农民家庭，她的出生地卡明卡（Kaminka）是一个萨拉托夫（Saratov）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的外祖父，埃俄斯夫-叶戈洛维奇-沃格尔（Iosif Yegorovich Vogel），并非农民，而是木质农具的制造商。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经历了战争仍然不倒，施尼特凯的母亲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他们有五个孩子，还有三个还活着。自从被1941年被从恩格斯城放逐后，他们现在住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孩子们全都各自有许多后代，主要是男孩，但是没有一个说德语。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的直系亲属（母亲）是她家族唯一一个保留了古老的语言传统的。
施尼特凯的祖父，埃俄斯夫，喜爱弹奏一种叫“garmoshka”的乐器，这种俄罗斯民间乐器看起来就像一台简陋的手风琴；并且，自从两岁时起，施尼特凯的母亲就时时随着埃俄斯夫奏出的音乐起舞了。她和她的姐妹们，伊莱莎维塔和鲍琳娜（Paulina）常常在教堂唱诗班唱歌。这就是已知的关于施尼特凯的家族的音乐活动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职业的音乐家，所以这位未来的作曲家没有任何家族的音乐传统来引导。
1916年，埃俄斯夫因为斑疹伤寒去世，留下伊莱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和五个孩子，其中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只有一岁。政府根据家中男性成员的数量给家庭分了土地，所以伊莱莎维塔得以种地养活孩子们。全家人都下地干活，最终他们还得离开了卡明卡去恩格斯城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最终，在1930年底早期，伊莱莎维塔卖掉了房子，也搬去了恩格斯城。
施尼特凯的双亲，玛莉亚-沃格尔和哈里-施尼特凯在恩格斯城相遇并结婚。哈里为德语报纸工作，也在德语电台任职，指导德语播音员的措辞。在那时，施尼特凯的父亲已经在恩格斯城颇具名气，作为一位作家，他用着“哈斯（Hase）”的笔名（来源是哈里-施尼特凯）。阿尔弗雷德的母亲，玛莉亚-沃格尔，是“少年先锋队”的一位热情的工作者——这支队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在孩子们中的分部。正如其他同时代人一样，施尼特凯的事情时共产主义的真诚支持者。之后他的母亲，怀着成为历史老师的目标去学院求学，但由于心理压力没能成功毕业，而决定在学校教德语——先是在恩格斯城，然后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莫斯科。在莫斯科，她也为《新闻生活（News Leben）》担任副编辑，这份德语报纸仍然在莫斯科印刷。在恩格斯城，玛莉亚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位个子高挑，体态纤瘦的女士在照顾孩子方面帮了很大的忙。第一个孩子阿尔弗雷德在1934年出生，然后是1937年的维克托，最后是1940年的艾莉娜。一家人租住在一个一居室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条名字颇具异国风情的街道上，街道末端是一个火车站。他们的家是个小屋一样的居所，就在阿尔弗雷德上的幼儿园里。维克托没有去上，因为他还不会说俄语。男孩们在火炉后面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而哈里-施尼特凯常常不得不在夜间在打字机上工作，写文章。
孩子们也是很忙碌的。上午，他们去乌拉尔-梁赞（Ural Ryazan）铁路公司开设的25号学校上学。之后，在下午他们得帮着母亲一起打理菜园。一家人有小小的一片土地，竖着“M.沃格尔”的牌子，但是地里种出的几乎所有的蔬菜都必须卖掉，要不然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只有在六月，如果有个好收成，他们才能吃卖剩下的蔬菜。土地离家有很长一段距离——市外两三千米——玛莉亚和孩子们只能步行往返。幸运的是，他们有一辆简陋的小推车，可以用来装铲子、帕子和桶。考虑到需要长时间步行，有时候他们也会戴上一过小米稀粥（Kasha）和半条黑面包。他们种土豆、西瓜和南瓜。种植通常在四月份开始：玛莉亚用铲子挖洞，阿尔弗雷德在每个洞里放上半个土豆，一行一行地种下去；然后维克托接替阿尔弗雷德的工作。玛莉亚不得不一个人种地；她的母亲，伊莱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没办法帮上忙，因为她得在家陪着阿尔弗雷德的妹妹小艾莉娜。她也在家中的菜园里种些土豆和蔬菜以供售卖，好买些去壳谷物、餐食和盐——还有木柴和冬天穿的毡靴（Valenki）。阿尔弗雷德常常卖胡萝卜、茴香甚至水，就在家门前的门廊里。
水也是伊莱莎维塔负责的东西：恩格斯城被俄罗斯的大草原环绕，水的供应常常出问题。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和晚上七点到九点，她都在苏维埃茨卡娅街街角的井里取水。她还是个很强壮的女人，可以一次搬运三桶水，手上拿一桶，肩上的轭状扁担担着另外两桶。她没几个懂的俄语词——懂的几个基本都是脏话，在很生气的时候才用。唯一能和她聊得来的是她的令居，弗劳-施内德尔（Frau-Schneider），他来自基辅，跟着女儿和女婿来恩格斯城居住。但有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弗劳-施内德尔是成立的新教徒，而阿尔弗雷德的外祖母是乡下的天主教徒。她和玛莉亚以及孩子们一起一直住到1946年直到他们搬去维也纳，然后她离开恩格斯城，去哈萨克斯坦的小村庄阿亚戈兹居住；在那，她和自己的另一个女儿，也叫伊莱莎维塔，一直住到1958年去世。外祖母中风后，阿尔弗雷德在1950年代末期还去看望过他们。
在家里，阿尔弗雷德的外祖母在宗教方面有权威。她阅读德语的圣经（很可能是简化版本）。这在当时被看做严重的罪孽：很长一段时间内，天主教徒们被禁止阅读路德（Luther）翻译的版本。但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读这个——附近没有天主教群体，她感到很孤独。孩子们每天晚上都看到她在祈祷，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看向角落，即使那里并没有圣象，甚至没有蜡烛。阿尔弗雷德喜欢和她说话——那时那时他唯一的宗教相关的经历。他的父母并不信上帝，祖父母也是无神论者。自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了自己处在极其割裂的处境中：他的一侧的祖先，包括他的双亲，根本不信教甚至反对宗教；而德国一支的其他所有家族成员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1980年他在维也纳决定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他心中一定还铭记着这些。
早在两岁时，阿尔弗雷德就爱用木勺模仿各种各样的韵律。不幸的是，家中没有钢琴或者其他的什么乐器。但他依然对音乐兴趣浓厚；他喜欢听家里的收音机。甚至在二战开始前，（家人）就已经决定了，阿尔弗雷德以后要学音乐。
长到六岁时，他成了一个神情严肃、外貌英俊的孩子，沉默寡言——几乎一言不发。他的父亲经常带他坐火车去莫斯科，阿尔弗雷德对横跨伏尔加河的长长的大桥记忆犹新。有时候，当父亲独自去莫斯科时，阿尔弗雷德会请父亲买一根“棍子”，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一根单簧管。但尽管父亲也喜欢音乐（最喜欢的是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的《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却对儿子的音乐才能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买来单簧管，而是给阿尔弗雷德买了一份叫“米卡多（Mikado）8应该是指挑竹签游戏：撒一把竹签在桌上，拿一根竹签从上到下挑取堆起来的竹签，不能扰动剩余的竹签。”的儿童玩具，这是一种基于棍子9阿尔弗雷德你看，这不就有棍子了吗，还有不少呢。阿尔弗雷德：失去快乐。的随机组合进行的游戏。
阿尔弗雷德的音乐热情延伸到了俄式三弦琴（Balalaika）10一种琴身是三角形的拨弦乐器，有三根弦，显然不是用来拉的。上，奶奶西娅的仆人，住在莫斯科的纽拉（Nyura）的琴弓也让他很感兴趣。他尝试演奏三弦琴，像持大提琴一样持琴盒弓。之后有一次，发现了一个老旧的口风琴，阿尔弗雷德实在是太兴奋了，根本无法停下弹奏！
在1941年四月还是五月，他被送去莫斯科参加中央音乐学校为有天赋的孩子举行的面试，这所学校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一所分校。他已经不记得面试的结果了，只回忆起他被建议留在莫斯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在学前部学习音乐。在德国入侵俄罗斯的那一天，1941年6月22日，阿尔弗雷德身在莫斯科。他还记得莫斯科城内焦急的人们和封起来的窗户。但是很快他就被送回了恩格斯城，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了战争结束。
恩格斯城是萨拉托夫（Saratov）附近一座灰色的，阴暗的城市，曾是伏尔加德意志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这个国家是列宁政府在1917年的革命之后建立的。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现在这样的共和国，只是一个伏尔加德国人的“劳动公社（Labour Commune）”。截止1920年，首都的名字叫勃隆斯克（Boronsk）。共产党人们决定把城市更名为马克思城；之后又起了更相称的名字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最后定为恩格斯城，因为考虑到这个共和国的首都应该以德国的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命名。这个共和国在1924年12月19日及建立，在1941年6月28日因为斯大林的法令解散，就在与希特勒开战之后。
（待续）
施家人物动向和文化背景简表：
- 1原文为“clerk”，暂取“文员”之意。
- 2原文为“craftsman”，暂取“工匠”之意
- 3原文为“Jewish Pale”，是1791-1917年间俄罗斯帝国对犹太人居住地划分的政策。详见“Pale of Settlement”的维基百科。
- 4原文为“Harry”，故翻译成哈里，但是译者见过不少“Garry”的表述。不过考虑到本书中全是Harry，故统一哈里。
- 5原文为“Spartacus Society”，暂时这么写了。
- 6原文为“Ethics”，暂时翻译为《伦理》。
- 7如果正式音译，或许是斯科尔斯基，而不是思考斯基；但是目前已有的中文译法都是思考斯基，故沿用。
- 8应该是指挑竹签游戏：撒一把竹签在桌上，拿一根竹签从上到下挑取堆起来的竹签，不能扰动剩余的竹签。
- 9阿尔弗雷德你看，这不就有棍子了吗，还有不少呢。阿尔弗雷德：失去快乐。
- 10一种琴身是三角形的拨弦乐器，有三根弦，显然不是用来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