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普罗科菲耶夫传第一章：谢廖任卡

译者前言：
（2021.4.23）普罗科菲耶夫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我一直希望更多人能了解他，所以当我发现这本传记目前在国内没有译本时，便萌生了将其翻译一边介绍到国内的念头。由于个人能力实在有限，我组织了一批同好帮忙。今天是4月23日，正是普罗科菲耶夫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那就用我们合力完成的完整的第一章的译稿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吧。
（2021.10.22）本书其他篇章的翻译在后期还会跟进，敬请期待。
工作人员如下，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如无注明，均指本站ID）
翻译：Procoffeyev、Urlicht、阿托7、梅特纳的萍卡美娜（B站ID）、（还有一人不明）
校对及审稿：阿托7
润色：阿托7、左华Zoora、Procoffeyev、古典主义66（B站ID）
插图：中村さん_973（B站ID）
原文链接：Sergei Prokofiev_ A Biography – 道客巴巴 (doc88.com)

1~谢廖任卡

给予我才华和智慧，却让我降生在俄罗斯，这简直是恶魔的行为。
——亚历山大•普希金

对于普罗科菲耶夫而言，童年是一种情结。在他平静美好的童年结束很久之后，他仍然爱着孩子们，爱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享玩的心态以及无遮无拦的内心。从他给孩子们写的有趣且平易近人的音乐中并不难发现，他从未忘记过身为孩童意味着什么，也从未忘记孩子们如何思考。在这位老顽童四十五岁时创作并收获巨大成功的《彼得与狼》中，这一点尤为明显。¹

普罗科菲耶夫非常享受他的童年时光——不管在个人生活还是艺术创作方面，以至于，他竟将自己曾尝试撰写过篇幅最长的文字——整整六百页的“自传”²，全部都用来记叙他人生中的前十八年。他以一种漫不经心、诙谐幽默的语调，事无巨细地回顾了他的早期教育、冒险经历和音乐生活。像许多成年后才记录的童年回忆一样，普罗科菲耶夫的自传同样是浪漫而理想的：几乎未曾经历困难日子，连小磕小绊都难得一见。如此纯粹的快乐的记忆不免让我们产生怀疑，为何作者一定要坚信他的童年是如此幸福，其下是否有潜藏的灰暗记忆呢？然而，公正地说，普罗科菲耶夫确实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依旧如此。这份远超旁人的乐观使他干脆将那些坏事抛之脑后了。

自传的第一部分（“童年”）写于1937-1939年，第二部分（“音乐学院”）则写于1945-1950年。而这正是作曲家人生中的艰难时刻。毫无疑问，他正试图回到失落的童年乐园中以逃避成人世界里无解的难题——失败的婚姻、战争、每况愈下的健康、朋友们被捕入狱，以及官僚对他音乐的干预。

然而，普罗科菲耶夫的玩伴、亲属和老师们基本都证实了他的描述：他的童年的确阳光灿烂、充满趣味，音乐才华也几乎毫无障碍地自由发展，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挫折和愤怒需要将来用艺术上的名望去补偿。他快乐的儿时回忆与年长九岁的斯特拉文斯基截然不同，在后者的回忆中，暴虐、束缚和孤独充斥着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时光。父母的溺爱和全心全意的照顾把小普罗科菲耶夫宠坏了，以致他将放纵的爱当作理所当然，日后一心期待每个人都能如此待他。

普罗科菲耶夫非常幸运地降生在了一对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家中。当他在1891年4月11日（新历4月23日）³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狂喜的双亲给他起名谢尔盖，这正是他那时已经45岁的父亲，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的名。他的母亲，玛利亚•格里戈耶夫娜•日特科娃•普罗科菲耶夫，时年34岁，已经生过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但均已不幸夭折。她一直以来都在期待一个可以让她好好疼爱和教育的孩子，能在这偏远的乌克兰村庄里与她作伴。她的丈夫是一位农学家，在此管理一座贵族庄园。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出生时，这个村庄被以拥有这座庄园的家族命名，称作松佐夫卡。1917年革命之后，它被改名为克拉斯诺雅，意为红色——这是土地的新主人最喜欢的颜色。

普罗科菲耶夫的双亲在1878年来到了松佐夫卡，这时二人结婚仅仅一年，离谢廖任卡出生也还有漫长的十三年。从照片上看，他遗传了他母亲的样貌：椭圆形长脸、突出的厚嘴唇、宽下巴、深陷的天蓝色眼睛，以及浅金色的直发。同样从母亲那里遗传而来的，就是他对音乐的喜好——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他的母亲是个严谨的业余钢琴演奏者，怀着他时每天都要练琴长达六小时，以此维持她同婚前在城市中文雅生活的联系。我们可以想见，当她唯一的孩子在学步的年龄就对钢琴产生了本能的兴趣时，她有多么欣慰。

普罗科菲耶夫父母的恋爱史略有些灰姑娘童话的影子。玛利亚•格里戈耶夫娜生在农奴家庭。在1861年解放前，她的父亲为圣彼得堡的舍列梅捷夫家族工作，那是沙俄最富裕的家族之一；解放后，他在皇家住所冬宫中做自由雇员，后来还当过文书。而日特科沃家族却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悲剧缠身——其中就包括玛利亚四位尚且年轻的姐姐之一的自杀。

尽管困难众多，她依旧展现出了相当的干劲、独立的精神和进取心，抓住机会接受为女性和非贵族人士提供的新式教育。她在莫斯科的高中就读，在那里接触了来自更高社会阶层和更好经济背景的学生。（尽管如此，玛利亚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彼得堡人而不是莫斯科人，也更喜欢首都更加西式的文化氛围。）在她的新朋友中，有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的姐姐娜杰日达•斯米尔诺娃的女儿们。不久之后，她就经常光顾她们的住所了。而玛利亚新朋友的舅舅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自从十四岁时父母死于霍乱后，也一直在此居住。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位农学院的学生，比玛利亚年长十岁。一开始，在玛利亚看来，他似乎是个不苟言笑、令人生畏的人。他生在商人与工厂主的家中，似乎有着光明的前途；他学习认真，甚至到了闭目塞听的地步，近乎完全无视了19世纪末撼动了俄罗斯政局的动荡。（也许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而这种态度以后将对他不利。）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由学生发起的恐怖组织野蛮生长，爆炸和刺杀的阴云笼罩着城市。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被要求谴责他参加了起义的同学，他拒绝了，并为此被罚扣下了文凭。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避免参与任何种类的政治活动——甚至连政治会谈也拒之门外。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毕业后，在斯莫棱斯克买了一小块地产，开始了他的农场事业。此时他和玛利亚对于彼此已经举足轻重了。想到他可能会对活泼热情但身无分文的农家女投怀送抱，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亲戚们惊慌失措，并不支持二人的关系。但玛利亚的知识和才智、社交能力和活力深深地吸引着聪明却内向的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玛利亚在许多方面都和丈夫完全相反，她时常因他过度的严肃而对他调侃一番。

普罗科菲耶夫和母亲的关系极其亲密。他在自传中强调，尽管父亲的家族标榜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事实上却不及母亲的家族有教养，也并不比她们更有才智，后者的社会地位也正是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在未来的婚后生活中，几乎总是玛利亚在才思和文化氛围上起带头作用。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一位男性家长则一直退居幕后，虽然尽职尽责，但也冷漠、疏离，略显枯燥无趣。或许与玛利亚结婚已经是他人生中最为叛逆的行为了。

1877年，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与玛利亚完婚。不久之后，他们前往位于莫斯科西南各省腹地的斯摩棱斯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定居。那里的生活并不轻松。谢尔盖亟需购买农机、建造房屋的资金，但他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钱在一场投资骗局中损失了大半，而涉事的朋友在中国断了联系。正当这对新婚夫妇举步维艰时，一个大学老朋友的提议提起了他们的兴趣。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松佐夫拥有两块地产：一块是他居住的地方，另一块远在肥沃的乌克兰南部，那块地的管家效率低下，从不上交利润。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农学专家，谢尔盖有能力把那里打理好，但他是否会有兴趣以高出前任管家的薪酬接任这份工作呢？

更大的经济困难随后接踵而至。在深思熟虑之后，谢尔盖和玛利亚同意了这项提议。松佐夫向他承诺，他可以像管理自己的地产一样管理那里。1878年春天，他们来到了松佐夫卡。尽管当初约定试用期为三年，但谢尔盖一直留在了这里，直到他32年后去世。小普罗科菲耶夫的前十三年人生以及十八岁之前的学校假期都是在松佐夫卡度过的。

松佐夫卡远离文明社会，最近的火车站在一条农村支线上，离这里25英里远。乌克兰的几座大城市——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都远在数百英里之外，中间平坦的大草原一直延伸到黑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则需要几天时间；受过教育的邻居寥寥无几。

由于松佐夫卡由谢尔盖全权负责，加上松佐夫本人极少来访，所以普罗科菲耶夫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乡绅般的待遇。他们住在单层的庄园宅第中，房屋简朴但舒适，还有仆人们照料，他们尊称玛利亚为“Barynya”——“女主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出生后，和他一起玩的农家男孩们都认为他是贵族的儿子。但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要对松佐夫负责，每个月都要寄送财务报表。因此，这个家庭发现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同寻常，并不时时舒适——他们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却总是想起自己并非贵族。有些血统更加高贵的邻居尽管土地更小，收成也更差，却居高临下地对待普罗科菲耶夫一家。即使是像谢尔盖这样富裕的商人家庭，也被他们认为是粗鄙无礼、缺乏教养的。在这些自命不凡又相当排外的俄罗斯贵族们看来，这样的家族在社会地位上基本与农民无异。

家庭模棱两可的社会地位影响了这位作曲家日后与俄罗斯贵族成员以及那些养成了贵族风气的人（如舞团经理谢尔盖•佳吉列夫）之间的往来。普罗科菲耶夫深知父亲为了生活是多么努力地打理松佐夫的地产，也可以想见这份精力无法倾注到自己的土地上是多么令他失落。因此，他对那些不用工作的人感到怨愤。与母亲一样，他也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纪律、勤奋和才智上，而不是寄托在社会地位和财产上。他也没有继承父亲的观念，即富人有改善不幸者命运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与他对大多数事情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观点也同他母亲相似，一生都在质疑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

在生下小谢尔盖这个面色红润的健康婴儿之前，玛利亚一直在当地学校帮忙，为病人发药，弹奏钢琴。“她几乎没有什么音乐天赋⁴，”她的儿子多年以后写道，“她学习技术很困难，指甲前面也没有软皮用作缓冲，害怕在人前弹琴。但她确实有三个优点：倔强、热情、品味高雅。妈妈将她学过的曲目弹到了她能力所及的最高水平。她热爱钢琴，并且只对严肃音乐感兴趣，这对我自己音乐品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从出生开始就在聆听贝多芬和肖邦。我还记得，我十二岁时就已经有意识地蔑视轻音乐了。”即使有音乐聊以消遣，玛利亚在松佐夫卡仍然时常感到孤单。每年冬天，她都会逃到圣彼得堡，与朋友和家人们共度几个月，如饥似渴地享受知识分子的交谈和文化生活。等到她的儿子年龄稍大时，她就会带儿子一起去。

谢廖沙的早期教育是完全在家进行的，这在俄罗斯远离城市的贵族领地上是家常便饭。直到玛利亚在1924年去世之前，她一直都是儿子精神生活和音乐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多亏了普罗科菲耶夫与生俱来的独立意识和顽皮性格，才使他不至于变成一个“妈妈的宝贝”。作为家中的独子，普罗科菲耶夫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深爱他的不仅有母亲，还有仆人、保姆以及后来专门为他请的老师。玛利亚用丈夫斯巴达式的严厉管教中和自己溺爱儿子的本性，努力为他提供一种平衡的、纪律相对严明的成长环境。普罗科菲耶夫的父亲出现在儿子自传中的频率低得惊人；二人关系疏远，都不善于表达情绪。

虽然普罗科菲耶夫被称作神童，但他只能担得起这个美称的一部分。直到十三岁进入音乐学院后，他才开始充分展露自己天赐的才华。尽管儿时的他的确很聪明，但并不多么超凡：他学会走路之前可没写出过交响曲。他甚至快六岁才开始学琴，直到少年时期才弹得可圈可点。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敏锐的感知力确实很早就已表现出来。甚至在他学会说话之前，他就常常安静地坐着，听母亲练习钢琴。此外，他的音感也极其出色，六岁之前他就能辨认出母亲弹奏的乐曲片段了。甚至在对记谱法一无所知时，他就写起了“小曲”。在纸上写下能翻译成钢琴声的符号，这一奇妙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经常坐在钢琴旁，模仿妈妈，用小手在钢琴上来回地即兴敲打。

幸运的是，玛利亚从未强迫她的儿子学习钢琴。作为一位天生的教师，她相信初学乐器时最重要的是培养对乐器的热爱和好奇。当普罗科菲耶夫开始在笔记本上以充满童稚的涂鸦“创作”小曲并要她弹奏时，她向儿子的坚持做了让步，开始教他记谱法。在她的帮助下，普罗科菲耶夫写下了第一首作品“印度加洛普”，灵感源自报纸上关于印度饥荒的报道。七岁那年，他开始和妈妈进行定期的音乐学习。一开始，为了不让他感到枯燥，课程时长被严格限制在二十分钟，教授基础的理论和钢琴。之后，上课时长慢慢增加到三十分钟，直到九岁时的一小时。到他八岁时，谢廖任卡（谢尔盖的昵称，后来简称为谢廖沙）已经创作了几首进行曲（三首是四手联弹）、圆舞曲、一首波尔卡和一首回旋曲。作为一位溺爱儿子的母亲，玛利亚总喜欢把他向亲戚朋友炫耀。不出所料，他们都被他吸引住了。他从不怯场，总是很乐意表演自己的作品和其它经典曲目。九岁那年，他就可以弹奏一些简单的贝多芬奏鸣曲和莫扎特的作品了。

莫扎特的双亲一直想把他培养成一位职业音乐家，但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父母（至少在一开始）只想让他当个全面发展的“普通”男孩。他的父亲总是严格督促他学习文化科目（尤其重视数学和科学），可能是准备让他日后成为工程师。此外，父亲也同意他和农家男孩们一起在室外玩耍。谢廖任卡霸道专横，习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喜欢指挥他们来玩自己发明的游戏。七岁时，他就开始学下象棋，而这很快就成了他最爱的休闲活动，仅次于音乐。象棋清晰的逻辑、方方正正的棋格、解决数学问题与记录棋谱带来的乐趣，都吸引着普罗科菲耶夫。他很快就学会了游戏规则，还教给了玩伴和仆人。尽管他还是个孩子，比赛也从未让他露怯，下棋的目的就是为了取胜。他身材瘦弱，不适合运动太多，那些农家男孩们也被叮嘱和他玩耍时不要太过粗暴。尽管他在乡下长大，却从未下地干过农活，甚至不会分辨黑麦和大麦。对他而言，花才更加有趣。因此，他会列下长长的单子，记录它们充满异域风情的拉丁学名。

1900年1月，为了庆祝新世纪的来临，普罗科菲耶夫的父母第一次带他去了莫斯科。在接下来的这一百年中，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将迎来超乎想象的变革。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姐姐仍然和她的女儿们住在这里，她们正是玛利亚先前交的朋友。一想到要坐火车去莫斯科旅行，谢廖任卡就止不住地兴奋起来。他像列车员一样研究火车的时刻表、路线和设备，这份热忱终其一生也未曾褪去。那时的莫斯科杂糅了乡村的质朴和城市的进步，混乱但充满活力，经济机会蓬勃增长，积累的工业财富体量惊人，如在童话中一般。来到这座城市后不久，这个八岁的乡下孩子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剧院，并对此一见钟情。他看了两部歌剧——古诺的《浮士德》和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子》，又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了一部芭蕾舞剧——柴科夫斯基的《睡美人》。其中最能激发他的想象力的，毫无疑问是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的神秘故事。

普罗科菲耶夫在自传中回忆道：

他们开始演奏序曲，幕布升了起来。台上有书——很多书，还有蓄着络腮胡的浮士德。他一边读着厚厚的一册书，一边唱着些什么，然后又翻回去，继续边读边唱。但魔鬼什么时候才会登场呢？这演得该是多么慢呀！啊，在那儿——他终于出现了！但他为什么穿着一身红衣，还配着一把剑——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时髦？不知为什么，我原先总觉得魔鬼应该跟黑人一种肤色⁵，半裸着身子，甚至还可能长着蹄子。不久之后，当二人开始玩乐时，我立刻认出了进行曲和圆舞曲，这些我早已在松佐夫卡听妈妈弹过。⁶

回到老家的谢廖任卡仍然沉浸在那晚歌剧的魔力中，随后宣布自己也要创作一部歌剧。到当年初夏，他已经完成了《巨人》的第一幕，写好了剧本（用的韵文）和音乐，登场角色的灵感则源自他在松佐夫卡忠诚的玩伴们。

第一幕中，女主角乌斯季尼娅（斯婕尼娅）正坐在森林中读书。一个巨人突然出现，试图抓走她，但此时谢尔盖耶夫（作曲家的化身）和叶戈洛夫（他的朋友叶戈尔）登场，赶走了这头野兽，保护了被吓昏过去的乌斯季尼娅。为了让她知道救命恩人是谁，英雄们离开时特地留下了名片。第二天，乌斯季尼娅出门去邮局时，巨人又出现了，还吃掉了她的午餐。义愤填膺的主角们决定要做点什么，于是把巨人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得到国王的祝福后，二人在森林中和巨人交战，迫使巨人落荒而逃，但叶戈尔因此负伤。第三幕的开场相对传统——乌斯季尼娅家举行了一场庆典；但结尾时，国王竟然出乎意料地自杀了。对此，主角们只悲伤了一小会，随即高唱起凯歌：“我们的巨人万岁！”。⁷

从结尾那似乎有些政治意味的离奇转折中，谢廖任卡的父亲看到了革命的苗头，于是试着说服他重写一个巨人与国王和解的场景。值得称赞的是，他拒绝了向审核低头。

虽然我们本不该太过认真地对待这样一部少年时期的作品，但《巨人》确实表明，九岁的普罗科菲耶夫就已经能在艺术整体的层面上进行构思，作品散发着想象力、原创性和个人风格。从《浮士德》和母亲的音乐课中学到的手法都被他融进了这部歌剧的创作中。《巨人》和他成熟时期的歌剧《三个橙子的爱情》一样，都富于讽刺精神。在《橙子》中，皇室角色的行为也很古怪——男主角王子是个无药可救的忧郁症患者，只能被笑声治愈；荒诞的现实元素（如《巨人》中落下的名片）也同样与幻想式的故事融为一体。《巨人》中满是极富节奏感的圆舞曲和进行曲，这些也都出现在了当时谢廖任卡熟悉的几部歌剧中——《浮士德》《叶甫根尼·奥涅金》，也许还有《阿依达》和梅耶贝尔的《先知》。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普罗科菲耶夫也热爱童话。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很早就开始用看待戏剧的眼光，将其视为一种讽刺故事。当他创作《巨人》时，除了《睡美人》，他可能还知道柴科夫斯基的其它几部芭蕾（在他成长过程中《天鹅湖》和《胡桃夹子》都曾在首都演出过），以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不少童话歌剧：《雪姑娘》《五月之夜》《萨德柯》，不久之后这几部就会成为他的珍爱之作。柴科夫斯基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笔下的童话甜美而天真，而尽管此时的普罗科菲耶夫还只是个孩子，他对童话的态度却已是尖刻而又不敬。

尽管《巨人》的故事并不怎么浪漫，它也不缺家人朋友们的赞美和关注。谢廖任卡的母亲帮他修改记谱，他的老师露易丝（被玛利亚从巴黎拉来松佐夫卡）⁸又工工整整地把乐谱誊抄了一遍。他将《巨人》题献给了多愁善感的姨妈塔尼娅，后者把手稿用红皮精装，还烫上了金字：“巨人：三幕歌剧，谢廖任卡·普罗科菲耶夫创作”

一年之后便是1901年的夏天了，在去姨妈的乡间住所做客时，普罗科菲耶夫为这部歌剧导演了一次家庭版演出。塔尼娅饰演巨人（可能只是因为身材原因），表姐卡特娅饰演乌斯季尼娅，表哥舒里克饰演叶戈洛夫，普罗科菲耶夫则饰演谢尔盖耶夫。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演出实在太过兴奋和期待，以至于玛利亚生怕他因此病倒。但是免费观剧的亲友们被这部作品迷住了，称赞它的作者会成为下一个格林卡。普罗科菲耶夫在成年后的大多数岁月中似乎都喜欢上台表演，或许正是因为他早年的演出就受到了极大的肯定。

他也并非只尝试过歌剧这一种戏剧形式。在松佐夫卡，他还专横地指挥他的农家玩伴们演绎有着类似幻想主题的小戏剧。有一年，普罗科菲耶夫从父母那收到了新年礼物，是一套面具——有熊、鹦鹉和猴子，他们认为儿子可以在演出中用到这些。“不一会我就想到了一些点子，夏天我根据这些面具对应的角色写了四部剧，”⁹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并非即兴创作的喜剧，因为开演之前，完整的台本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部剧叫《人》。剧中，一群会说话的家畜在森林中开起了会，商量着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它们的讨论很快就退化成了顽固的争吵，这时人类出现并射杀了动物们，结束了这一切。如果这出戏有什么寓意，那么似乎是：若不团结一致，就会被敌人压垮，或者是：用枪杆子说话。

小普罗科菲耶夫对诡计多端的野兽和超自然的精灵非常着迷，这份热情从未消退，这在他成熟时期各个阶段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从《丑小鸭》到《三个橙子的爱情》再到《丑角》《彼得与狼》《灰姑娘》和《宝石花》。

1901年的十二月，玛利亚和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头一次把时年十岁的儿子带到圣彼得堡。他们一边在首都宽阔的大街和拱廊闲逛，一边欣赏这座城市宏伟而壮丽的建筑，享受它优雅的氛围——这和莫斯科的朴实随性大不相同。他们也曾踏进马林斯基剧院，在蓝色座椅上欣赏格林卡的爱国歌剧《为沙皇献身》，亚历山大•达戈梅日斯基童话歌剧《水仙女》（内容是关于一只林中精灵的），安东•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根据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浪漫诗创作，这部歌剧在当时流行现在却早已被遗忘），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比才的《卡门》（后者是柴科夫斯基最喜欢的歌剧，也是俄罗斯节目单中最受喜爱的外国歌剧之一，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在这个世纪早年，俄罗斯的歌剧和芭蕾进入了它们最辉煌的时代；私人小公司开始在艺术层面上和国立的、财力雄厚且守旧的帝国剧院竞争（比如现在被称作基洛夫的马林斯基和莫斯科大剧院）¹⁰参与竞争，还要对大量新艺术动向做出应对，这些压力让帝国剧院都面临更大风险。

1901年，谢尔盖•佳吉列夫在马林斯基工作，那时的马林斯基古板守旧，在艺术方面停滞不前，而这位29岁的前法学生尝试带来改变。他激进的理念和新潮的作风不久之后就导致他被开除了，且这成为了他另建舞团的契机。这个舞团正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它和它的创始人将对普罗科菲耶夫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寒冬，那个来自松佐夫卡的小男孩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难怪他的母亲了解到的关于佳吉列夫的消息并没有让她高兴。

一家人从圣彼得堡转出发前往莫斯科，在这里，他们首次踏入音乐专业的世界。他们的朋友波梅兰采夫的儿子，正好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尤里•波梅兰采夫在与小普罗科菲耶夫会面时，发现他有才且早慧，于是他向玛利亚建议把小普罗科菲耶夫介绍给谢尔盖•塔涅耶夫（1856-1915）。塔涅耶夫的作品广受尊崇却显得学术，这位作曲家也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曾在这里跟柴科夫斯基学习。作为莫斯科音乐界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却处世淡泊，性格谦逊。正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圣彼得堡做的那样，塔涅耶夫不知疲倦地为俄国音乐事业和作曲家的前途做出努力。这不大的俄国音乐圈，非常重视家族和关系，在整个俄罗斯文化界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塔涅耶夫同意和这孩子以及他的母亲谈一谈。

与塔涅耶夫的首次见面将成为小普罗科菲耶夫人生的转折点。尽管如此，他却承认他对此的记忆几乎空白——除了教授一见面就给他的巧克力（他一直好吃甜食）¹¹。玛利亚注意到，他过着朴素寡淡的生活，全身心地投身于艺术事业。这些在他沉默而疏离的性格和堆积成山的作品中显而易见。那时，谢廖任卡已经开始写第二部歌剧《荒岛》了（关于海难和海上的英雄故事）。他为塔涅耶夫演奏了这部作品，在此之后又演奏了自己的“经典”之作《巨人》。这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和艺术家的风范给塔涅耶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教授建议，赶在谢廖任卡养成不良习惯之前，尽早跟随一位专业教师学习和声、乐理和作曲。

有太多有天赋的音乐家，只因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就被诋毁为“外行的”——穆索尔斯基、鲍罗丁、格林卡皆在其列。因此，在音乐技艺训练方面，塔涅耶夫这样的专业俄罗斯音乐家对年轻一代的要求非常严格。穆索尔斯基在音乐方面缺乏教导，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因此受到了刺激，和塔涅耶夫持相同观点（他甚至深陷其中）。他们坚持要求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的作曲家们。现在的俄罗斯需要的是音乐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不是狂热而浪漫，沉溺于自己的灵感和伏特加的业余爱好者。

塔涅耶夫建议小普罗科菲耶夫暂时跟着尤里•波梅兰采夫学习音乐，至少持续到他们离开莫斯科。至于以后，塔涅耶夫建议雇佣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在松佐夫卡度夏，系统地教导这个孩子。在他们讨论谢廖任卡未来的艺术之路时，小普罗科菲耶夫一直对此的重要性毫无察觉。显然，他很享受波梅兰采夫教授的课程，以及塔涅耶夫的关注和巧克力，但这与他玩玩具士兵，以及将呼啸路过旅馆门口马车的车号记录在长长的单子上时的得到的快乐别无二致。

回归松佐夫卡艰苦的生活后，玛利亚和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发愁他们怎样才能请得起塔涅耶夫建议中的作曲家导师。对于他们而言，七十卢布个月是一笔大钱，需要精打细算，小心规划，做出取舍，但最后，对儿子才华和未来的关心还是占了上风，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普罗科菲耶夫夫妇给塔涅耶夫写信，表示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迫切地和塔涅耶夫商量此事，之后，塔涅耶夫选择了一位来自基辅的比利时裔作曲家：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1874-1956）¹²。他于1902年夏天抵达松佐夫卡，那时他28岁，而他的学生11岁。

多年以后，回忆起他在松佐夫卡度过的那两个暑假，最终成为基辅音乐学院院长的格里埃尔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才华、名望和成就方面，他早已被昔日的学生超越。现今，格里埃尔主要因其芭蕾《红罂粟》被人铭记，这部舞剧在1927年于莫斯科大剧院首演。本剧的主题是中国革命意识的觉醒，它是第一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芭蕾。当然不管他们后来的关系怎样，格里埃尔与普罗科菲耶夫在1902和1903那两个夏天相处地十分愉快。尽管小普罗科菲耶夫有才华、有能力、学得快，他还是个喜欢玩耍、嬉戏、炫耀、发明游戏的小男孩，二人的合作十分愉快，正是因为格里埃尔明白这一点。

“温柔和善，依恋父母”¹³——这是格里埃尔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印象。然而，在稍微多了解这位被宠坏的独生子一点点之后，格里埃尔就发现他也有顽劣和独断的一面。这两个夏天的每日日程安排都由玛利亚和她的丈夫严格地定下并监督执行。成年后的普罗科菲耶夫严格地遵守工作时间表，也许正是受儿时纪律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用早餐之前他要下河游泳，早餐之后就是格里埃尔的音乐课，从十点上到十一点。接下来，小普罗科菲耶夫和他的父亲学习俄语和数学，然后和妈妈上法语和德语课，结束上午的学习。丰盛的农家午餐过后，他常常会去玩耍——骑马、打槌球、踩高跷、下象棋——直到晚上，那时他该和格里埃尔弹奏海顿、贝多芬、莫扎特和柴科夫斯基交响曲以及其他经典作品的四手联弹的改编版本了。有时候，老师演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时，谢廖任卡会给他伴奏。

在学习理论与和声时，这位学生的天赋给格里埃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绝对音感，良好的记忆力，非凡的和声感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¹⁴他帮普罗科菲耶夫理清了对作曲理论基础模糊的理解，并给他练习让他完成。尽管格里埃尔自己的创作风格保守、传统且冗长，但他还是为这个孩子丰富的想象增添了不少实用的创造力。尽管他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受到了一些曲式和结构的束缚，但他对此并不反叛。正如从他早年开始的那样，音乐对他而言一直是一场完美而复杂的游戏。与音乐的这种游戏般的关系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余生，这也解释了他的艺术的长处与弱点。

跟随格里埃尔的系统学习，让谢廖任卡的作品数量突然增长。在格里埃尔解释了歌曲的曲式后，普罗科菲耶夫为钢琴创作了一系列的六首“小曲”，这是他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写下的近七十个系列中的第一套。格里埃尔还指导他学习了交响乐曲式和配器的基本原理。普罗科菲耶夫对这种令人兴奋的全新可能感到好奇。他说服了不情愿的导师，请他允许自己创作一部真正的交响曲。到夏天结束时，这首作品已经完成了——开场是一个自信的、甚至狂妄的19个小节的主题，节奏感强，气势十足。不久，他在格里埃尔的监督下开始了配器的工作。

现在，音乐在谢廖任卡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比母亲懂得更多的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天赋异禀。于是在父亲的默默支持下，母亲花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用来培养和保护儿子的非凡才能。由于害怕与格里埃尔的教导相矛盾，她就在他们的钢琴课上坐下旁听，迫切希望自己能在秋天格里埃尔回到莫斯科之后继续教儿子。闪亮的开幕之夜的梦想勾起了玛丽亚的舞台本能，她想相信她的神童儿子会有辉煌的未来。幸运的是，她的孩子愿意（而且能够）完成她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否则他可能早就会对普罗科菲耶夫家的“晚间仪式”产生反抗了。玛丽亚会问谢廖任卡两个问题：“那么，你今天完成了什么事情？”和“你对你完成的事情满意了吗？”

事实上，虽然母亲为使他从事音乐事业而对他鞭策有加，但普罗科菲耶夫从未对此表示过不满（尽管他从来没有像母亲那样对他自己的孩子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也许是因为玛丽亚知道如何继续发展他对音乐天生的热爱，也知道如何让课程看起来很有趣。她从不会让上音乐课变成一份苦差，也不会使之成为父母与孩子间意志力的较量。

同样幸运的是，玛丽亚也足够聪明，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正如普罗科菲耶夫所言，格里埃尔的到来很重要，“不仅因为使我在和声方面变得更强，学到了新的音乐技巧，比如曲式和配器；还因为我被从母亲那里送到了专业人士的手中。虽然我母亲是天生的教师，但也只是个业余爱好者而非作曲家。格里埃尔对待音乐的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就为我开辟了新的视野。”¹⁵

秋天离开松佐夫卡后，格里埃尔通过信函继续给普罗科菲耶夫上课。11月，他们在莫斯科再次见面，玛丽亚和她的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普罗科菲耶夫还拜访了他的导师塔涅耶夫。塔尼耶夫对他初次创作交响曲的尝试表示认可，但认为谢廖任卡的和声语言过于传统。这一判断后来使两人都感到好笑，因为普罗科菲耶夫之后的和声怪异而不协和，经常使观众感到惊恐和刺激。通过塔涅耶夫和格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和他的母亲结识了许多作曲家和音乐家。他们开始在音乐上平等看待这个11岁的孩子，这使他感觉自己有些声望、受人欢迎。

晚上的时光是在歌剧和音乐会中度过的。当时活跃的俄罗斯演奏家有钢琴家兼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杰出的低音提琴家谢尔盖·库塞维茨基（后以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闻名）、钢琴家兼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歌剧男低音费多尔·夏里亚宾。1902年11月和12月间，普罗科菲耶夫听了其中的几场演出。一天晚上，他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了瓦格纳的《女武神》，并在给父亲（留在松佐夫卡看管农场）的信中十分自信地描述道：这是一部“极其无聊的歌剧，没有主题，没有活动，噪音倒是不少”。¹⁶

尽管他如此评论，普罗科菲耶夫在音乐上的自信让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啧啧称奇，但他在其它方面的发展却相对滞后。11岁时，他无论去哪还都带着他的玩偶“先生”（Gospodin），甚至去莫斯科与格里埃尔见面时也带着它。他的个头比同龄人小了不少：如果没有老师在旁边抓着他，母亲甚至不敢让他学滑冰。

在圣彼得堡呆了几个星期后，普罗科菲耶夫在一月下旬回到了冰雪笼罩的松佐夫卡，继续进行创作。由于他对交响乐体裁的处理还算不错，格里埃尔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写一首小提琴奏鸣曲。（格里埃尔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这一定影响了他对主奏乐器的选择。）谢廖仁卡不到五周就完成了这首奏鸣曲。虽然这首作品后来失传了，但他自己却没有忘记。十年后，他将其第一部分（即快板）中的一个主题润色修改后，用作他《大提琴叙事曲》（作品15）的主旋律。除了小提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还写了许多钢琴“小曲”（pesenky）。到1902年底，他完成了“第一系列”的12首作品。截至1907年，他每年都新写了12首，共计五个系列。

母亲喜欢演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音乐，这对他早期的钢琴作品产生了显著影响。比起肖邦，贝多芬对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风格要重要得多。人们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特别是《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和一些钢琴独奏作品。孩提时代的普罗科菲耶夫就已开始厌恶伤感的情调。尽管肖邦在当时的俄罗斯广受欢迎，他也依然对肖邦的柔情不以为意。“我对他的圆舞曲没什么兴趣，对他的夜曲也不太重视。也许他的练习曲和奏鸣曲会更吸引我，但母亲没弹过它们。如果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温柔的、旋律优美些的曲子呢？肖邦的《夜曲》多漂亮啊！’¹⁷我就会特别恼火。”

普罗科菲耶夫的恼火并不妨碍他在一些“小曲”中（甚至一些早期钢琴奏鸣曲中）模仿肖邦。他的音乐天生具有强烈的爆发感、打击感和尖锐感，那些琶音和轻柔的歌唱性线条的确与他的这种天赋并不相符。11岁的他就已经明显偏爱使用强劲的不规则节奏、刺耳的半音音程和激烈的速度。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叛母亲热衷的那种一如既往地伤感的老套品味。然而，他的音乐个性——“尖锐而响亮，如春天的滴雪” ¹⁸——太过自然天成，也太过整体而系统，实在难以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被动的响应。

除了音乐，诸如数字、计数、列表、收藏等有关“数量”的事物，也都是普罗科菲耶夫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热情所在。从1902年冬到1903年春，他花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收集邮票，并清点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奥涅金》中的确切小节数（约四千小节）。（格里埃尔从莫斯科给他寄了一些外国邮票，这激使他相当自信地回复道：“我会在我所有的演出中免费给你提供第一排的座位。”¹⁹）在他中年以后，分类、排列和列表对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魅力，且一直不减。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作品（已完成的和即将完成的）、去过的城市或听过的演出列成清单更让他开心（或安心）的了。他痴迷于组织和分类，这表明他渴望控制自己的经验，使其受到限制；渴望解释和整理他的感受；也许还渴望规避某些更黑暗、更无形的冲动。他对系统化的痴迷有助于解释他何以完成这么多的事情。但这也激怒了他那些相对随性的朋友：如果他们约会迟到，就一定会被他记录下来，还把迟到的时间告诉他们，精确到分钟。

1903年4月，谢廖任卡满十二岁了。他的朋友和家人们开始叫他谢廖沙，这个名字更适合一位准青少年。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他的教育问题了。是应该乘长达两天的火车旅途，把他从松佐夫卡送去莫斯科上文理中学呢，还是应该让他和亲戚住在一起，以便让母亲常来往呢，又或是去和他一起住在那里呢？对于玛利亚来说，最后一种选择很有吸引力，因为她难以忍受松佐夫卡积雪覆盖的漫漫冬日和乡村生活的文化隔绝。无论谢廖沙去哪里学习，他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他在文化科目上更加努力。他的父母，尤其是他务实的父亲，并不确定是否应该把他们的儿子送去音乐学院学习。如果他的天赋不够，最终成了一个平平庸庸的音乐家，几乎没什么可能挣钱，那样又该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并没有做出决定，格里埃尔也同意在1903年夏天再来松佐夫卡。

在老师的帮助下，普罗科菲耶夫已经写了一部交响曲和一首奏鸣曲，于是他们决定尝试一下另一种体裁。从学术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格里埃尔建议他写一首弦乐四重奏或六重奏，这在普罗科菲耶夫听来很是无聊：他坚持要写歌剧。这时的他已经完成了两部歌剧了呢！也许是出于对他学生野心和天赋的羡慕，格里埃尔试图劝他放弃，但是最终还是妥协，提出了一个平淡乏味的题材——亚历山大·普希金创作的一首戏剧诗“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格里埃尔之所以选择这首诗，部分原因是它不涉及爱情故事——这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而言应该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诗中诡秘的宿命论和黑暗的历史氛围并未激发他的想象力。这里哪有龙和满嘴俏皮话的贵族呢？

显然，抽象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没有启发他，于是他决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序曲中。序曲和短小的歌剧相比，实在显得太长了，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将它比作“小身体上的大脑袋”²⁰。为了表现城中肆虐的瘟疫，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右手在D音上重复强烈的附点节奏，而左手是滑动的半音阶三连音——难逃的命运与隐晦的征兆交织相融。普罗科菲耶夫总是善于将视觉形象转化为音乐形象，这对他日后写电影配乐有很大帮助。

写日记的主意也来自格里埃尔。某天，普罗科菲耶夫发现老师记下了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列表，它能为记录数字、日期与时间提供无尽机会。

八月三日，星期日。我起床晚了。天气相当热。早餐前，莱因霍尔德•莫里塞维奇[格里埃尔]和我开玩笑，然后吵起来了，所以我决定和他“决斗”²¹。他的副手是“小姐”（就是那个法国女管家），我的副手是尼基塔。我们用装填了小橡胶球的十字弩轮流向对方射击。莱因霍尔德•莫里塞维奇打中了我的肚子，擦伤了我的肩膀和手。我打中了他的左肩。然后，“小姐”和尼基塔互相射击。“小姐”射击了四次，其中一次打中了尼基塔的脚——但是对方尝试了同样多的次数，就有一次打中了她的额头，一次打中了肚子，一次打中了心脏。我们又进行了几次无聊的决斗…

八月六日，星期三。我往莫斯科寄了一张汇款单用来买乐谱纸。我编了一些猜字游戏，把它们写成诗歌，寄到了我手头一份杂志的编辑部…我们在大花园里散步，收集了好多橡树瘿…

八月九日，星期六。我早起之后立刻开始跟着爸爸学习。塔尼娅姨妈下午三点离开家。妈妈和我去车站送她离开。在路上撞到土包时，我的左上门牙给撞缺了。在格里什纳，我们去了教堂…

八月十日，星期日。我得学习昨天错过的课程。医生的家人也来了。我开始阅读法语书《隔离》。²²我好累。²³

在格里埃尔于八月中旬返回莫斯科之后，谢廖任卡仍然没有停止作曲。他的小曲和声更加复杂，却没有失去节奏感和嬉闹的特质，除了写更多小曲之外，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钢琴奏鸣曲（使用的是B大调）。前两个乐章完成得很快，第一个是急板，以一串上行快速的八分音符，对应着左手的十六分音符。第二乐章快速而活跃，用了不寻常的八三拍节奏。普罗科菲耶夫成熟的九部钢琴奏鸣曲中的不少特质²⁴都在这次早期尝试中体现出来了：活力充沛且引人注目的运动；坚持在低音部重复的固定音型；还有重复的二度以及其他的不协和不协和音程，这种做法很尖锐，几乎触及了和声语言的边界。同样明显的是他所有奏鸣曲共通的植根于的古典传统——明晰而平衡的曲式。

1903年10月，普罗科菲耶夫也首次转向艺术歌曲的创作（俄语为romans）。他选择了浪漫主义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的一首感伤的宗教诗《巴勒斯坦之枝》。与他早期钢琴作品咄咄逼人、出言不逊的风格相比，这里的音乐编排得”漂亮”又抒情。这是受到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影响——也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建议我深入探寻意义，这导致我抵挡不住感伤的诱惑。” ²⁵即使在他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之后，普罗科菲耶夫也没有被韵文写艺术歌曲的传统所强烈吸引，而这被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作曲家视若珍宝。穆索尔斯基尖刻、平实的声乐作品（《暗无天日》、《死亡歌舞》）给了他更深的启发，正如《丑小鸭》和《赌徒》所展现出来的那样。

谢廖沙的母亲仍在为他的教育问题操心，1903-1904年冬天，这对母子在松佐夫卡住的时间很少。11月中旬，他们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为了减轻丈夫的孤独感，玛丽亚短暂地回了松佐夫卡，然后又带着儿子去圣彼得堡呆了两个多月。当他们在三月底回家时，决定已经做好了：小普罗科菲耶夫将在秋天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就读。

虽然这孩子在音乐上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人进行的（塔涅耶夫、格里埃尔、戈尔登维泽），但玛丽亚•格里戈列夫娜对圣彼得堡情有独钟。她在那的家人，比沉闷的莫斯科亲戚更有趣、更好玩；与莫斯科相比，他们在彼得堡可以接触到更高和更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沙皇的首都肯定不缺乏音乐人才或传统。塔尼娅姨妈特别希望她亲爱的妹妹和早熟的侄子能住在附近，这强烈地影响了玛丽亚的选择。塔尼娅开始把他们介绍给这个城市的音乐精英们。莫斯科有个塔涅耶夫，但圣彼得堡有伟大的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俄罗斯交响乐传统的继承者。格拉祖诺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影响力不亚于塔内耶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影响力，可以安排他和小普罗科菲耶夫面谈一次。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一直都在发展着不同的特质——体现在经济上（莫斯科是商人和实业家的城市，彼得堡是官僚和贵族的城市）；在建筑上（莫斯科的建筑风格杂乱无章，从拜占庭到新艺术都有，而彼得堡是对称的古典和纯粹的）；在思想上（莫斯科更“俄罗斯”更神秘，彼得堡更西式和理性）；以及文化上。莫斯科比圣彼得堡至少要早四百年诞生，后者是由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建立的。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憎恨圣彼得堡夺取了国家的文化和知识领导权，但他们将在1917年后一雪前耻。即使在今天，俄罗斯人也分为喜欢莫斯科的和喜欢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两派。

托尔斯泰深爱惬意且“原生态”的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喜欢人造的、理性的圣彼得堡。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是莫斯科人（根据出生地或与此地关联程度来看），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穆索尔斯基和其他“强力集团”的作曲家（凯撒•居伊、米利•巴拉基列夫，亚历山大•鲍罗丁）是圣彼得堡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1865-1936）也是。格拉祖诺夫的以作曲家的身份闻名（他写了八部交响曲，尽管它们现在很少演奏，就连在苏联也是），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任教多年，并在1905年成为该校校长，那是普罗科菲耶夫入学一年之后。1904年初，当玛丽亚和她的儿子第一次见到格拉祖诺夫时，她发现他比父亲般的塔涅耶夫更严肃、更冷淡、缺少鼓励。但格拉祖诺夫以对年轻音乐家的鼓励而闻名，他被这个孩子巨大的天赋（谢廖沙为他演奏了《瘟疫期间的盛宴》中的选段）和创造力打动了。他试图说服她让儿子在音乐学院报名。格拉祖诺夫的提议让玛利亚很兴奋，但她仍然感觉不得不说出丈夫更实际的考虑——如果他在音乐学院呆了这么多年，却发现自己的天赋不够怎么办？如果他最后只能在穷乡僻壤当个二流的音乐教师怎么办？

值得称赞的是，格拉祖诺夫认识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特殊天赋。“如果像您家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能力——不该进入音乐学院，那么谁该呢？”²⁶他问道。”如果您准备让他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那么他就会像一个业余爱好者一样学习音乐，永远丧失了发展成艺术家的可能性。如果他仍然像现在这样沉迷于音乐，那么他就很难对其他学习任务给予关注，而那些东西对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来说是必需的。”这明智的分析让玛利亚印象深刻，尤其是因为，这推动了她自己的计划：搬到圣彼得堡。那时，格拉祖诺夫找到了一位有抱负的作曲家，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洛维奇•切尔诺夫，他是音乐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格拉祖诺夫让他一直教导谢廖沙，直到后者不得不返回松佐夫卡。1903-1904年冬天，灾难性的日俄战争开始了，普罗科菲耶夫还是常参加音乐会、歌剧和戏剧演出。他在圣彼得堡看到的歌剧包括马斯内的《玛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童话《雪姑娘》和古诺的歌剧版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正是普罗科菲耶夫在三十年后将重新诠释的剧本。然而，此时，比起《雪姑娘》的冰冷童话世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激烈激情对他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前者成为了他最喜爱的歌剧之一。不过，他也确实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微妙、精巧的音乐风格。“我后来学会了欣赏这部作品的妙处。”

另一首给谢廖沙留下深刻印象的童话作品是爱德华•格里格的《巨魔进行曲》，他是在3月初在圣彼得堡的一场音乐会上听到这首作品的管弦乐版本的。与俄罗斯十九世纪的许多作曲家一样，挪威人格里格（1843-1907）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俄罗斯人一样，他经常从童话故事中寻找灵感，在他为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创作的音乐中，这种尝试最为成功。在第一次听到格里格作品之后的几年里，普罗科菲耶夫一直对他的音乐着迷；几个月后，在他13岁生日时，玛丽亚将格里格的钢琴作品全集送给了他。人们甚至可以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一些成熟作品中听到格里格的声音——最鲜明的例子，当属《培尔•金特》中的小丑式的“在山魔王的宫殿里”在《为三个桔子的爱情》的古怪的进行曲中回响。

二十世纪早期，莫斯科的戏剧活动也很活跃。五年前由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创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刚刚进入其最辉煌的时代。很快，它将为全世界的舞台和电影表演技术带来革新。普罗科菲耶夫的父母带他去看了艺术剧院新出品的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由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导演），这个12岁的孩子却没能领略它的魅力。“非常好，但它太长了——从7:30演到了12:30！”²⁷

音乐会、歌剧、（音乐和语言的）课程和社交访问，这些都没有让谢廖沙停止作曲。他已经表现出令人羡慕的能力——无论周围环境如何，他都能同时处理许多不同的事情。在他双亲的一位军人朋友的鼓励下，他暂时转向了进行曲的创作：在1904年1月至5月期间，他创作了四首。（事实上，普罗科菲耶夫一生都对这种看似最老套的体裁的可能性十分感兴趣）。他还写了更多的小曲（其中一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继续进行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并匆匆以俄罗斯歌曲“金丝雀啊金丝雀，你到底去哪了？”为基础进行了变奏（最初这是他在钢琴前为朋友们即兴创作的）。

但是，在接触所有导师和教科书之前，谢廖沙自幼就流淌着无法抑制的创造力量，他偶尔也要让自己的创意被原原本本地听到 “我已经厌倦了所有的和声、对位、伴奏和小歌曲，因为它们总要用对称重复的写法。我想要创作一些规模宏大的作品，这样没有人能牵着我的衣角了。” ²⁸因此，他开始用“自由创作”的方式勾勒出一首曲子，用了五个降号的调，厚重而不和谐的和声，以及自认为“深刻”的复杂性。格里埃尔不赞成这样的实验，这首曲子也就没能完成。即使在成年后，普罗科菲耶夫也没有太远离“音乐的正统” 。他可能会耍性子，但他仍然是个好孩子。当他反叛时，也不会超出既定的音乐规则范围；他从未质疑或试图改变这些规则本身。

3月下旬，习得大量新的音乐印象的普罗科菲耶夫，带着一本格拉祖诺夫建议他研究的舒曼四手联弹交响曲集，以及写一部新歌剧的想法回到了松佐夫卡。歌剧的点子来自玛丽亚•格里戈耶夫娜•基尔什特，她是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也是普罗科菲耶夫家族的熟人，她对谢廖沙十分热情。当她得知他正在为一部歌剧寻找新的主题时，她推荐了一个浪漫的诗体童话“Undine”（“水仙女”）。这部作品最初以德语出版，1837年由“俄罗斯墓园派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翻译。这个故事中有许多美丽的水精灵和善良的森林生物，具有格林兄弟的风格，与《天鹅湖》、《雪姑娘》或《胡桃夹子》属于同样的童话世界。这也是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次与编剧合作。在他准备离开他安乐的童年家园去圣彼得堡过新生活之前，谢廖沙为《水仙女》的第一幕创作了音乐。

尽管剧本中甜美的怀旧和感伤的基调并不适合他对童话故事尖锐而不敬的态度，但普罗科菲耶夫还是在夏末时完成了第一幕的钢琴谱，并开始配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谢廖沙的音乐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歌剧的工作只能零星地继续。结果，《水仙女》是一个有些大杂烩的作品。

在音乐上，比《水仙女》更有趣的是他在那个春天和夏天所创作的小曲。其中普罗科菲耶夫在父亲58岁生日时献上的为钢琴而做的活泼的快板尤其有想象力。这首曲子复杂却坦率，有着他最好的钢琴作品的特质，这表明作曲家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胆的钢琴家了。

对于即将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这件事，普罗科菲耶夫声称自己的反应是“没有特别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很高兴没有被送进普通高中。他知道自己在那里作为一个“新来的孩子”会被欺负，而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用拳头保护自己的人。“我不强壮，不会打架。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练习的经验，因为农家孩子们被告知和主管的儿子相处时要小心一点。’白里透红’，我母亲看着我的脸，常常深情地这么说。²⁹”然后，普罗科菲耶夫也被大城市迷住了——电力、电话、有轨电车和各种机器。“我离开松佐夫卡时没有特别的遗憾，因为归根结底，我不太喜欢它。只有一次，当我们要去首都的时候，坐在车厢里的我吞下了泪水；想着即将就能用省下的12个卢布买玩具火车头，我尝试用这个快乐的想法来驱散悲伤。”³⁰

在他和母亲前往圣彼得堡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他的父亲决定之后定期探望他——这时谢廖沙发明了另一个游戏。它涉及海战，灵感来源于日本和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但到了1904年夏天，这场战争对沙皇政府来说不再是一场游戏；局面越发尴尬，似乎不得不要可耻地承认，俄罗斯曾经令人畏惧的军事机器已经成为一个业已过时、毫无威慑力的臃肿之物。事实证明，日本海军是一个比沙皇尼古拉和他常变的顾问所预期的更可怕的敌人。战斗中乏善可陈的表现促成了不安，加剧了对工作条件和严厉的审查制度的不满，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业中心尤为严重。越来越多的革命团体从政府的摇摆不定和麻木不仁中收获了新的支持者。到了1904年秋天，当普罗科菲耶夫和他的母亲在首都长期居住时，局势已经炸开了，为全面起义创造了条件。这将是通往1917年巨大动荡的第一步。普罗科菲耶夫在一场危机——1905年革命的前夕进入音乐学院，十年后在另一场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离开音乐学院，他见证了圣彼得堡帝国的最后辉煌岁月。

但在8月下旬与玛丽亚•格里戈列夫娜一起前往首都的谢廖沙仍然处于幸福之中，还在勤奋地研究他的火车时刻表并收集新的单子。罗曼诺夫王朝的辉煌和权力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一个世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普罗科菲耶夫的生活和音乐才刚刚开始。

附：中村画的猫猫版贺图：

1
Primary sources for Chapter 1 are Prokofiev’s Avtobiografiia and Maria Grigorevna Prokofiev’s “Vospominaniia o detstve i iunosti Sergeia Prokof’eva” (“Remembering the Childhood and Youth of Sergei Prokofiev”) MDV, 331-40.
2
普罗科菲耶夫自传阅读链接（要翻墙）： https://archive.org/details/prokofievbyproko00prok/ “六百页？全写前十八年的人生？太长了吧。”“人家乐意。”
3
普罗科菲耶夫具体的出生日期存疑。尽管他给出的日期是4月11日，他的官方出生证上写的却是4月15日。
4
AB, 33. //“谢廖任卡你夺笋呐！”
5
“童言无忌。”
6
AB, 58.
7
关于这部歌剧的剧情和创作过程，详见普罗自传P23-31，非常有趣
8
露易丝是小普罗的法语老师。详见普罗自传。// “原文的lure就是坑，Louise就是被他妈坑过去的。人家本来不愿来乌克兰，结果为了把人家弄来乌克兰，玛利亚同意教她弹钢琴，还同意夏天骑马，说不定还能在草原上骑着马溜溜。所以综上所述，这就是坑。所以怎么翻译呢，个人觉得，请也可以，但确实少了点意思；也不能说坑，语体不对。”// “那就骗，不过言重了；那就拉吧，情感色彩差不多。这个宝妈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把我坑到乌克兰的穷乡僻壤教她儿子！”// 原文后面还有一句In all likelihood my mother’s personality also made an impression, since she was an intelligent woman who knew how to charm people. So Louise agreed to come to Sontsovka.”这话品一品，更觉得是坑了。（虽然谢廖任卡本意是说他妈妈很好）
9
AB, 188.
10
本书写于1987年，当时称为基洛夫剧院，但从1860年成立到1920年都叫马林斯基剧院。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歌剧都记得这个记不得？”“人家才多大点。”
12
Taneev’s first candidate was Alexander Goldenveizer, a brilliant composer and pianist, but Prokofiev’s parents feared that such a dazzling celebrity would feel restless and out of place in rustic and isolated Sontsovka.
13
R. M. Glière, “Vospominaniia o S. S. Prokof’eve” (“Remembering S. S. Prokofiev”), MDV, 351-52.
14
Ibid.
15
AB, 112.
16
AB, 127.
17
AB, 130.
18
Galina Vishnevskaya, Galina, A Russian Story (New York, 1984), 158.
19
Glière, 358.
20
AB, 135.
21
贵族决斗：讲规矩。平民决斗：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以及，危险行为请勿模仿
22
La quarantaine apparently refers to a one-act vaudeville comedy in French by Eugène Scribe.
23
AB, 143-44.“日记越写越短，看得出来累了。”
24
It was only with his Sonata No. 1, Op. 1, completed in 1909, that Prokofiev started officially numbering his sonatas.
25
AB, 151.
26
AB, 169-70.
27
AB, 161.
28
AB, 178.
29
AB, 175.
30
AB, 189.

【翻译】普罗科菲耶夫传第一章：谢廖任卡

1~谢廖任卡

近期文章

一条评论

留下评论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