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二月决议相关

（有待进一步补充和编辑）

原文：Three Oranges Journal 16. Summary (sprkfv.net)

（现在普罗官网出现了技术性问题，在抢修中，所以只能使用wayback machine来调取网页快照查看了）

1.卷首语中的相关内容

60年前，普罗科菲耶夫和其他六位苏联作曲家面临着他们职业生涯中最为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从形式上看是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决议，表面上这项决议似乎只是针对一个二线作曲家的一部歌剧。然而事实上，2月的决议起到的职能正是向音乐精英们颁布的通告。为了利好十八和十九世纪的 “古典”传统，”形式主义”，这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泛指，将被从音乐生活中根除。半音阶主义被排斥在外，民族特色被纳入其中。这项决议既是由苏联作曲家协会的经济问题引发的，也是由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引发的。对普罗科菲耶夫来说，这次事件意味着经济上的困难，获得委托的困难，以及个人生活和音乐创作的压力。这项决议伤害了他的自尊，更严重的是，损害了他的健康。

这一期的《三橙》刊登了与臭名昭著的二月决议有关的文件。为了保持本杂志对档案研究和原始资料的重视，我们刊登了俄罗斯政治历史学家列奥尼德-马克西门科夫的一篇文章，他是1930年代苏联文化里程碑式研究的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档案研究者，他的这篇文章描述了这次决议的许多草案，然后探讨了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赫鲁晓夫时期被推翻的。【有一说一我很想看这篇文章，但是普罗官网上没有这玩意】普罗科菲耶夫对该决议的回应也包含在了本刊中，他在其中流露出了挫折感和恐惧感。在回应中，他的语气有条有理，但完全没有他的其他官方信件中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2.1948年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弗-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

摘要：
中央委员会认为，莫斯科大剧院在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期间上演的歌剧《伟大的友谊》（音乐：V.穆拉杰利（V. Muradeli），脚本：G.姆蒂瓦尼（G. Mdivani）)在音乐和主题方面都是有害的，是一部反艺术的作品。这部歌剧的首要缺点集中在音乐，它缺乏表现力且贫乏单薄。它里面连一段令人难忘的咏叹调都没有。它是混乱而不和谐的，主要是由不和谐的音符和不堪入耳的音响效果构成。单独的句子和场景在装模作样地带来旋律时，突然被与人类的正常经验完全不同的无序噪音打断，对听众造成了一种压抑的影响。舞台动作的发展与音乐伴奏之间没有有机联系。歌剧的声乐方面——合唱、独唱和齐唱——给人的印象很差。由于以上提及的这种种原因，管弦乐队和歌唱家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发挥。

正文：
作曲家没有利用丰富的民间旋律、歌曲和舞曲——这都是在苏联各民族中随处可见的，尤其是在这部歌剧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北高加索地区。
作曲家穆拉杰利为了追求虚假的 “原创性”，忽视了一般的古典歌剧，尤其是是俄罗斯古典歌剧的优秀传统和经验。俄罗斯古典歌剧的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其内容之丰富，旋律之多样，音域之宽广，以及其民族特色，还有它优雅、美丽而明快的音乐形式——是最后这一点让俄罗斯歌剧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让它成为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并深深喜爱的音乐形式。
歌剧的情节与历史不符，胡编乱造：它假装描绘了1918年至1930年在北高加索地区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的奋勇拼搏，和在各民族之间建立友谊而进行的斗争。这部歌剧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在那时，高加索地区的人民，如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这是史实错误，因为当时阻碍了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建立友谊的，是印古什人和车臣人。
中央委员会认为，歌剧的失败是因为穆拉杰利同志选择了错误的形式主义道路——一条给苏联作曲家的创造性工作带来灭顶之灾的道路。
正如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苏联音乐家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穆拉杰利的歌剧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事实恰恰相反，苏联音乐界目前不愉快的状态，与形式主义潮流在作曲家队伍中的蔓延密切相关。
早在1936年德-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面世时，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其机关报《真理报》，明确提出了苏联人民对歌剧的要求。
然而，尽管这些警告早已发出，苏联音乐界却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建工作。事实与中央委员会在以下决议中——”关于《星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关于电影《伟大的人生》”，以及“关于戏剧院的剧目和如何改进”——下达的指示恰恰相反。总体情况就是如此，尽管一些苏联作曲家取得了个别的成功，他们的新歌在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交响作品和歌剧作品的情况尤其糟糕：在这里，我们发现有的作曲家将自己投身于这种反社会的形式主义潮流。这种趋势在以下作曲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诸如德-肖斯塔科维奇、谢-普罗科菲耶夫、阿-哈恰图良、维-舍巴林、加-波波夫和尼-米亚斯科夫斯基，他们的音乐最突出地展现了这些形式主义的变态和其不民主的倾向，这一切都与苏联人民及其艺术品味格格不入。这种音乐的特点在于否定古典音乐的主要原则，宣扬无调性、不协和与不和谐【1】，据说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音乐形式发展中 “进步 “和 “创新 “的标志。这些作曲家拒绝音乐作品中最起码的基础，比如旋律；相反，他们以混乱和神经质的音响效果为乐，把音乐变成了喧嚣，把音乐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声音堆积。这种音乐强有力地反映了当今欧美资产阶级音乐的精神——那是反映资产阶级文化的痴呆的音乐；这种音乐是对音乐艺术彻底的否定，是一个死胡同。
形式主义潮流的另一个经久不衰的标志，是拒绝复调音乐，复调音乐是建立在独立旋律线同时发展的基础上的。对复调音乐的拒绝展现了这些作曲家是如何沉迷于单调的单一旋律线，而且还往往是无词演唱，这一切都违反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复调音乐文化。结果就是音乐走向进一步的贫乏和衰退。
许多苏联作曲家为了追求一种错误的 “创新 “概念，让自己脱离了苏联人民的艺术品味和需求。这些作曲家蔑视俄罗斯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他们把这些视为 “过时的”、”老式的 “和 “保守的”，而且他们傲慢地迫害那些认真尝试消化吸收和发展古典音乐创作方式的作曲家，称他们为 “原始的传统主义者 “和 “外族人”。他们已经把自己封闭在了专家和重度音乐爱好者的狭小圈子里，他们已削弱了音乐在社会起到中的崇高作用——他们认为音乐的作用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美学家的变态品味。
一些苏联作曲家对具有复杂交响乐形式的纯器乐如痴如狂，这正是被苏联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灌输的；因此，他们忽视了诸如歌剧、合唱、声乐齐唱、民间乐器合奏流行音乐等音乐类型。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声乐文化和戏剧技巧从根子上开始损失；作曲家们没有学会为人民创作的技巧——最近的苏联歌剧没有一部可以与俄罗斯歌剧的经典作品相比，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苏联作曲家与人民如此疏远，以至于某种 “理论性 “的腐烂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中生根发芽：根据这种理论，人民对许多苏联作曲家的音乐缺乏理解的原因被解释为，据说，人民还没有 “成长 “到足以欣赏这种复杂的音乐的程度，但几百年后他们就将能理解了。因此，对他们来说，今天一些音乐作品不能吸引任何观众，也并不是感到尴尬的理由。这样的理论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完全是反社会的；它使一些作曲家更彻底地把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把自己从苏联公众舆论的批评中割裂，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壳里。
这种观念的生根发芽对苏联音乐的伤害最为严重。容忍这样的观点就是在允许外来的倾向在苏联音乐家中恣意蔓延，这些倾向会把我们领进音乐发展的死胡同，最终如同清盘一样毁灭我们的艺术。【2】

这些反社会的形式主义趋势造成的坏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苏联音乐中的这些趋势也妨害了音乐学院对年轻作曲家的培养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莫斯科音乐学院，这所学院在维-舍巴林的领导下，已经被形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没有教育学生们尊重俄罗斯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也没有教育他们热爱民间音乐和民主的音乐形式。许多音乐学院毕业生的作品盲目地以德-肖斯塔科维奇、谢-普罗科菲耶夫等人为榜样。

中央委员会坚定地认为，苏联音乐批评界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批评家的被那些支持颓废的形式主义的人，和反对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人占据了。这些批评家宣称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米亚斯科夫斯基或舍巴林的每一部新作品都是 “苏联音乐的新一次凯旋”；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美化了主观主义、构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具有精英主义特质的（音乐）复杂化——而批评家们本来应该让这些东西接受批评和检查。对于这些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相悖的观点，这些批评家非但没有予以驳斥，反而还和着自己对这些“先进的”作曲家的赞扬，将这些观点更为广泛地传播，可那些作曲家分明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了如此错误的创作观念。

音乐批评不再表达苏联公众的意见，不再表达苏联人民的意见；相反地，它成了某些个别作曲家的喉舌。由于个人关系，一些批评家放弃了做有原则的、客观的批评，而是试图讨好音乐界的各个领导人物，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并对他们的作品百般吹捧。

这些事情迫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遗毒并没有从苏联作曲家的作品中清除干净；相反，颓废的西欧和美国音乐的影响催生了这部作品。【3】

中央委员会认为，音乐战线上的这种不愉快局面是由于苏联部门艺术事务委员会（赫拉普琴科（Khrapchenko）同志）和苏联作曲家联盟组织委员会（哈恰图良同志）采取的不正确路线造成的。这些机构给了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潮流相当有效的支持；相反地，他们本应该在苏联音乐中发展现实主义潮流——这是以起到极其进步的作用的古典（音乐）遗产为基础的，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俄罗斯学派的传统。他们本应该从这一遗产中汲取营养并进一步发展，将他们的音乐与这一遗产的特点结合起来：丰富的内容和艺术上完美的形式，真实和现实主义，与人民和他们的音乐的深刻有机联系，以及与简单和易懂相结合的高度专业熟练度。

苏联作曲家联盟组织委员会【4】已经被变成了形式主义作曲家的武器；现在它是培养形式主义变态主要温床。作曲家委员会中形成了一种无聊古板的气氛；创造性的讨论在此缺席。作曲家委员会的领导人和他们周围的音乐学家赞扬本不值得支持的、不切实际的现代主义作品；但如果一部它努力延续和发展古典遗产，因此现实主义特征而与众不同，他们就会忽视它，或者将其打造成二流作品并加以迫害。那些因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 “创新 “和 “大革命立场 “而傲慢自持的作曲家，在作为作曲家委员会的一员参与讨论时，却被人发现秉持着最为倒退和古板的保守主义，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他们都要对此傲慢地流露出不接受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不能再容忍苏联部们艺术事务委员会中的情况，不能容忍苏联作曲家联盟组织委员会中的情况，也不能容忍这些机构对苏联音乐工作的态度；它们对苏联音乐的发展是最为有害的。近年来，苏联人民的文化需求和艺术欣赏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苏联人民希望作曲家能创作出质量优秀的、意识形态上立场坚定的作品，涵盖每一种题材——歌剧、交响乐、歌曲以及合唱和舞曲。在我国，作曲家被赋予了无止境的创作机会，并且能带来音乐文化的真正繁荣一切必要条件都已具备。苏联作曲家拥有过去任何作曲家都不曾拥有的优秀观众。如果他们不利用这些丰富的机会，或者不全力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那将是不可原谅的。

中央委员会决定：

1.谴责苏联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因为它是反社会的，并会导致音乐界被它彻底毁灭【5】。

2.向中央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6】和艺术事务委员会提议：由他们来纠正苏联音乐界的乱向；由他们来清算本决议中指出的失败；由他们来采取措施确保苏联音乐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3.号召苏联作曲家执行苏联人民提出的关于音乐创作的高要求；作曲家应扫除一切动摇我们的音乐和阻碍其发展的东西，从而确保一股猛增的创作势头能推动苏联音乐的发展，能在作曲领域起到全面的引领作用，最终产出值得苏联人民享受的有价值的、高质量的作品。

4.对于为了改善音乐事务的而负责的党和苏维埃的有关机构，他们下达的相关行政措施全部予以批准。

注释：

【1】不协和与不和谐这俩词我是真尽力了

【2】liquidation我只能意译成这样，个人认为这里的意思就是“像清盘一样，像算总账一样把整个音乐界全部。。。毁掉”这个意思

【3】这个this应该就是指的《伟大的决议》

【4】后文简称作曲家委员会

【5】liquidation同【2】

【6】这名词里本来有个鼓动，，感觉太怪就删掉了

3.普罗科菲耶夫的回应

1.一封短信

致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波利卡普-伊万诺维奇-莱比德夫（Polikarp Ivanovich Lebedev），致苏联作曲家协会总书记季洪-尼古拉耶维奇-赫连尼科夫（Tikon Nikolaevich Khrenikov）：

现在的事实就是，我的健康状况阻拦了我参加作曲家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因此，我想在这封信中表达我对1948年2月10日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想法；我希望能在会上宣读这封信——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读的话。

该决议把我们的创作活动中健康的组织和病变的分离开来了。无论这项决议可能会对很多的作曲家（包括我自己）造成多么大的痛苦，我都对其表示欢迎，因为它创造了条件，使苏联音乐的整个机体的健康的改善成为可能。这项决议非常有价值，它揭示了形式主义潮流是如何与苏联人民疏远的，并揭示了这怎么导致了我们音乐的枯竭和衰落；它还以清晰无比的方式提出了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以便我们能够最好地为苏联人民服务。

2.回应正文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早在15至20年前，我的音乐中就已经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元素了。我可能是因为与一些西方潮流接触而受到的侵染。（在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下）《真理报》揭露了肖斯塔科维奇歌剧中的形式主义错误，在此之后，我思考了自己音乐中的各种创作方式，并得出结论，那就是我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在之后创作的一些作品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向斯大林致敬》、《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交响曲》），我尝试将自己从形式主义元素中解放出来，并且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我的一些作品中，形式主义顽固地残留着，这可能是由于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自鸣得意，以及我未能理解我们的人民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在这个对整个作曲家群体产生振奋作用的决议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的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并且，我们战胜形式主义恶疾的方法，也越来越明晰了。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旋律的重要性。我非常喜欢旋律：我认为它是音乐中最重要的元素，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提高我作品中旋律的质量。我不满足于我的旋律仅仅只做到由我原创；同时，我希望即使是最没有欣赏经验的听众也能立刻理解它们——对于任何作曲家来说，这都是最困难的事情。众多的危险在等待着作曲家：很容易就会陷入琐碎或庸俗，或者重复已经存在的东西。在这方面，写更复杂的旋律比较容易规避这些问题。然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作曲家长时间反复推敲他的旋律，并且，在作出修正后，发现他现在已经把旋律改得过于复杂，而简洁性被抛在后面。毫无疑问，我，在工作中也落入了这个陷阱。我们在作曲时必须高度保持警惕，这样我们才能既保持我们的旋律简单，又不会让它们变得廉价、甜腻或雷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却很难；不过，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将尽一切努力把这一原则由文字变成现实。

我也犯下了无调性的过错，这与形式主义密切相关；尽管如此，我可以欣然承认，其实我长期以来一直被调性音乐所吸引；构建在调性上的的音乐作品是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而在调性之外构建的音乐作品就是建立在沙子上时，追根溯源，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调性音乐对我的吸引就开始了。此外，调性音乐比无调性或半音阶音乐承载了更多的可能性——勋伯格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处于死胡同，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我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有个别的无调性时刻。我仍然使用这种技法，尽管我对它已经没有什么热情，我主要是为了提供对比，从而突出有调性的段落。而在未来，我将寻求完全消除这种无调性的技法。

在歌剧方面，由于经常让宣叙调多于抒情曲，我经常受到指责。我非常喜欢舞台，并且我认为所有来到歌剧院的人都不仅有权期待听觉上的震撼，也一样有权期待视觉上的震撼（否则他们还不如去听音乐会）。但各种舞台动作都能在宣叙调中找到相适配的音乐，而抒情曲则使动作或多或少地停顿下来。我清晰地记得，在瓦格纳的一些歌剧中，整整一小时长的一幕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有所动作，看着这样的舞台对我而言简直是莫大的折磨。正是这种静滞的舞台的恐惧，让我无法凝神于创作更长的抒情曲。考虑到这一决议，我仔细地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现在得出的结论是：在每部歌剧的剧本中，有些段落应当用宣叙调呈现，而有些段落应当用咏叹调呈现，但在一部歌剧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中，存在不少段落，可能被作曲家以两种方式之一呈现。以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奥涅金》中，塔季扬娜写信的场景为例：把大部分内容写成宣叙调是比较简单的，但柴可夫斯基决定把他的音乐引向抒情，把整个写信场景变成一个巨大的咏叹调；与此同时，这个场景能够从舞台上的一些动作中受益，从而让观众得到视听的双重享受。这就是我想在我的新歌剧中采取的方向，我的新歌剧是基于当代苏联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来，即鲍里斯-波列沃伊的《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故事》。

决议认为复调非常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合唱和合奏中，对此我非常高兴。这对任何作曲家来说都是一项最吸引人的任务，并会给听众带来很多乐趣。在我刚才提到的歌剧中，我打算引入二重唱、三重唱和对唱式发展的合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使用了一些北方俄罗斯民歌改编。我希望在这部歌剧中呈现的其他元素，是清晰的旋律，和尽可能简单的和声语言。

最后，我想对我们党在决议中的明确指示表示感谢；我们的人们和我们伟大的国家值得拥有的音乐语言是贴近人民、为人民所理解的，在我寻找它时，党的这些指示就是我的向导。

4.一些后话

决议的史料部分已经翻译完成了，我在这里有一点其他的感慨。苏联音乐的资料是越看越觉得自己知之甚少，目前我就有了不少新的疑问——决议背后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哪些方面？具体是什么？关于这份决议及它造成的影响的后续又是什么？虽然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询，但还是感觉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个翻译坑结束了，但是之后我会继续查阅相关资料，继续思考相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