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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生前身后名——记1957年列宁奖评选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身后事
1953年3月5日晚,一次中风夺走了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生命,在约一小时内,约瑟夫-斯大林也因为相同的原因逝世,这位擅长创作戏剧音乐的作曲家,在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五年后,就这么用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方式谢幕了。然而,他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Leonid Makximenkov的文章《Prokofiev’s Immortalization》(收录于《Sergey Prokofiev and His World》p285-333)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身后事,事件本身的精彩程度、背后各种互相关联的因素以及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映,只能让我表示叹为观止。本文将对这篇文章讲解1957年列宁奖评选的部分进行翻译,其他部分选一些略作概括,同时会补充一些信息并重新分块,姑且算是一个编译。
一
由于逝世时间极其特殊,1953年,除了葬礼办得相当寒酸之外,已经离世的普罗科菲耶夫还遭遇了许多无比尴尬的场面。包括但不限于:三月份时讣告发得相当晚(3月18日),逝世日期不被报导甚至被弄错,在官方通报中被塑造为“人民的艺术家”这一符号。至于之后,遗孀米拉(Mira Aleksandrovna Mendelson-Prokofieva)的津贴被削,不说墓旁立个碑屋里挂个匾,连出个作品集都省了,甚至葬礼钱都拖了好久才出,而这些其实都是苏联纪念音乐家的基本操作。
几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普罗科菲耶夫的身后事办得极其糟糕的事实。比如后来出作品集时,一开始不少作品都不允许印刷,以及一开始党和政府也并没有给予多少赞助,主要是作曲家联盟在自行处理。
让我们把目光移到去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解冻期”(1956年),在这一年的夏天,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块纪念牌匾终于在他最后居住的地方挂起来了——虽然,挂牌之前依然在辩论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百分百的苏联人,毕竟他在国外旅居了很多年。同一年,普罗科菲耶夫的前妻丽娜(Lina Ivanovna Prokofieva),在被诬陷为间谍并发配西伯利亚八年后重获自由,然后在作曲家联盟主席赫连尼科夫等人的帮助下,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到了和米拉一样金额的津贴。
丽娜的胜利标志着普罗科菲耶夫的身后事中一次不寻常的胜利,紧接着,又有大事发生了——普罗科菲耶夫去被提名为列宁奖候选人,以及,赫连尼科夫申请在他首次在莫斯科定居的地方悬挂第二块纪念牌匾,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赫连尼科夫简直将办理普罗科菲耶夫的身后事当成了一项个人事业,而这位作曲家正是1948年横扫苏联音乐界的二月决议之后的一位“代理人”,目前我并不是十分了解这个在风暴中心的人经历了什么,我只能说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他并非一个纯黑的形象,在此不过多展开。
1957年4月25日,格里戈罗维奇编舞的普罗科菲耶夫的舞剧《宝石花》首演,苏联芭蕾从话剧芭蕾(drambalet)向交响芭蕾迈进一步。这几件积极的事情也反映了“解冻期”的风貌,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编舞和服化道的风格是可以改变的,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只能有一块纪念牌匾,(艺术家的)人生和作品是可以被重新诠释的,普罗科菲耶夫的两位遗孀都得到了承认和安置,他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两个创作时期(国外和国内的)都得到了尊重。就我在其他资料中读到的解冻期,这个时期一边去斯大林化一边重新审视斯大林时期留下的遗产,艺术家和当局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带着不甚相同的目的去努力避免文化的停滞;同时文化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了一些。
“解冻期”的风貌在在列宁奖委员会的审议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我们不能不记得1925年8月14日苏维埃政府关于’设立V-I-列宁科学成果奖’的决定。这一决定早已在报刊上公布,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设立任何列宁奖。这一点也需要被纠正。” 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2月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但在1955年11月,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设立列宁奖的秘密决定,默许以前的国家最高奖——斯大林奖一等奖无效。1955年11月19日,有人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在十二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奖总共授予了11,812人,每年颁发的大量奖项拉低了候选人群的水平,降低了与该奖项有关的威望;而且不止一次出现了错误的颁奖。报告中还提到,有33人曾四次获得该奖,23人曾五次获得该奖,7人曾六次获得该奖。普罗科菲耶夫属于最后一批人。
二
现在终于切入正题了。新的列宁奖将解决上文中提到的问题。一个候选人只能获得一次荣誉,而艺术奖项的数量也被大幅削减(变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艺术奖项被分为了五个类别:电影(和/或戏剧)、新闻、文学(小说和/或诗歌)、音乐(作曲和/或表演)以及视觉艺术(绘画和/或雕塑)。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最终留下来的单一奖项——它被赋予了新的名称,强化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的区别——恢复了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的威望。
斯大林对承载了他的名字和肖像的奖项的决定有最终决定权。他还有权利在获奖者名单上增加任何他希望的人,包括那些评选委员会从未听说过的人。相比之下,列宁奖得主的选择受到公众的监督,评选委员会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他们还要接受公众的意见。电台和电视网络被指示播放特定节目,旨在普及候选人作品,电影院和剧院也会组织作品放映和演出。创作联盟、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和一般的苏联劳动者都可以向评选委员会提交建议或请愿书。 也许,最重要的发展落在了提名的标准上。斯大林不允许追授奖项,也不允许将年老或病重的人作为候选人;对他来说,积极的、有形的现在比过去更重要。而列宁奖向所有有价值的被提名者开放,无论其是否在世,这就使得普罗科菲耶夫有了被提名的可能。
赫连尼科夫和肖斯塔科维奇都被任命为评选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一事态发展减少了肖斯塔科维奇被选为列宁奖得住的机会,但绝不是把他排除在外。(至少还有一位委员会成员也是该奖项的一位最佳候选人,她是芭蕾舞演员加琳娜-乌兰诺娃)。由于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都有资格获奖,竞争会相当激烈,而且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义。
后斯大林时代(列宁奖)的年度竞争有三轮:首先,公布候选人及其被提名作品的长名单,以及提名候选人的组织或个人的名字。然后选出短名单。最后是投票前进行的一轮讨论。最著名的(因此也是相对独立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被任命为评选委员会成员,因此它立即成为抵触政府的一个场所。这就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去斯大林化的气氛。列宁奖竞争的公开性、准民主的决策过程和无记名投票的使用(至少在评奖的前五年是这样)这些都使得审议工作具有挑衅性和进步性。
在 “音乐、音乐会和表演艺术家 “类别的候选名单中,有四个名字:
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
原因:在音乐会和表演活动中的杰出成就
提名:苏联文化部和莫斯科国家爱乐乐团提出
作曲家,沙波林
原因:1953年的歌剧《十二月党人》
提名:苏联作曲家联盟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原因:1953年的第十交响曲
提名:苏联(USSR)文化部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文化部;苏联作曲家联盟
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
原因:1952年的第七交响曲
提名:苏联作曲家联盟
显然,在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之间进行选择将是困难的。(沙波林花了28年时间才完成并最终上演的《十二月党人》,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的竞争对手)。肖斯塔科维奇得到了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的暗中支持,但苏联音乐界正在寻求重新审视斯大林时期遗产的机会,因此对普罗科菲耶夫的提名给予了惊人的支持。这种支持被媒体传达给了公众。公众对肖斯塔科维奇反倒是有戒心,因为他1949年创作的的宣传性电影配乐《柏林陷落》(Padeniye Berlina),和1951年的《难忘的1919年》(Nezabïvayemïy 1919-god),更不用说1937-39年大恐怖时期的那部分为上下两部的《伟大的公民》(Velikiy grazhdanin)。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在斯大林时期创作这些也不过是为了自己更好地生活,但这或许是变革的时代带来的必然与无奈。
评选结束的日子,传统上是三月底或四月初,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九年的间隔和两年的延迟之后,第二届苏联作曲家大会将于四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在大会召开前夕,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Svyatoslav Richter)在一个个人特色鲜明的大胆声明中抱怨说,”我们的音乐中许多最美丽的篇章——俄罗斯的,特别是苏联的——继续不为听众所知。” 他特别指出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损害,那时“普罗科菲耶夫的乐谱被剪切和压缩,就这么变得支离破碎”,而不是以其两个晚上演完的版本进行演出。里赫特还呼吁 “普罗科菲耶夫的《谢苗-科特科》和《宝石花的故事》应该迎来真正的诞生”。
里赫特得到了作曲家格奥尔基-斯维里多夫(Georgiy Sviridov)的支持,后者问道“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俄罗斯和苏联芭蕾舞的经典成就,这一点谁会质疑?但现在谁还记得这部芭蕾舞剧当时在多长一段时间内不能上台?在我们的艺术(指舞台作品)得到最好的制作之前,必须要打破多少常规和保守的迷信?”斯维里多夫也支持里赫特的观点,即普罗科菲耶夫仍然有被隐藏的歌剧遗产:”直到现在,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宏伟的、鼓舞人心的歌剧《战争与和平》还没有在莫斯科上演,这是能接受的吗?这部不朽的作品需要一个宏大的舞台和一个伟大的导演执导。但是大剧院把《战争与和平》’让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剧院] (Stanislavsky and Nemirovich- Danchenko [Theater])”。他继续说道,“为什么普罗科菲耶夫的《杜耶娜》没有上演?它是这位已故作曲家最吸引人的歌剧,也是苏联音乐中最有活力、充满笑声和调皮的作品之一。”
三
支持普罗科菲耶夫的运动是时代变化的一个标志,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抵制。亚鲁斯托夫斯基(Yarustovsky)和阿波斯托洛夫(Apostolov)当时为中央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工作。他们在第二次大会结束后但在获奖者宣布之前,在《国际日报》发表了未署名社论,其中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反对显而易见。一篇社论强调了要拥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铁律,从而继续与艺术中的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进行斗争的重要性。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甚至是他获得列宁奖提名的第七交响曲,都没有出现在文章中,摆明了就是有意忽视。相反,其他两位被提名者(作曲家)受到了欢迎。中央委员会机构的偏好再清楚不过了。
亚鲁斯托夫斯基本人之前与普罗科菲耶夫有过不小交集——指1952年削普罗科菲耶夫的津贴,以及多亏他大发慈悲,作曲家的讣告才能在1953年3月18日被印出来。亚鲁斯托夫斯基在中央委员会起起伏伏,曾经利用政治影响力私自出版书籍,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也曾在战后快速升迁。他在艺术上受挫,与同事相处不甚融洽,怀有偏见(其中一部分是他在读音乐学院时被灌输的),种种原因使得他认为自己管理的作曲家们享受了他们配不上的好待遇;加上文化官员的工作强度大,物质条件也不好,精神也高度紧张,而大作曲家的生活相比之下舒适许多,这让他对于苏联的精英艺术家们都有抵触情绪,其中当然包括在郊外有度假小屋的普罗科菲耶夫。然而,与其说亚鲁斯托夫斯基是个嫉妒心重的家伙,不如说他其实是不够完善的制度的一个受害者。
1953年2月,中央委员会不情愿地支持普罗科菲耶夫用《第七交响曲》参与斯大林奖(二等奖)的评选。然而四年后,他用同一作品参与列宁奖的评选,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异议。1957年2月9日,亚鲁斯托夫斯基和文化部部长德米特里-波利卡尔波夫(Dmitriy Polikarpov)(1905-1965)试图给列宁奖委员会的工作搅混水。他们以文化部(该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提醒中央委员会注意列宁奖委员会(评奖)方法中的 “几个有问题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倾向”。
第一个意见相对合理:它指出,每个类别的评选委员会都倾向于在其(第二轮遴选的)短名单中纳入尽可能多的作品。文学有11个候选作品,音乐和戏剧各列4个(尽管电影只提名了一个)。入选短名单就代表着得到认可,但官僚们表示反对,因为 “长的”短名单延长了审议过程。他们还争辩说,名单上有太多过去曾获得过多个政府奖和斯大林奖的表演者。表面上看,这种抱怨是在针对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和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但它也适用于普罗科菲耶夫,也正是雅鲁斯托夫斯基抨击的隐含目标。
乌兰诺娃曾四次获得斯大林奖(比普罗科菲耶夫少两次),其中一半是由于她在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中担任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灰姑娘》。(另外两次分别是因为跳格里埃尔的《红罂粟》和她在苏联芭蕾舞界的整体成就)。报告的作者对乌兰诺娃的不谦逊非常愤慨:作为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她直言不讳地建议修改她自己被提名的原因,从跳一个特定的角色(指她在伦敦扮演朱丽叶的精彩表演,同样是跳的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改为她总体艺术成就。列宁奖委员会表示同意。然后,雅鲁斯托夫斯基和波利卡波夫阐述了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中央政治局文化局认为,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向表演者颁奖。而且,应该基于新的音乐会曲目来来评定音乐领域的表演者,给予新的角色来评定芭蕾艺术领域的表演者,而不是根据他们以前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乌兰诺娃和奥伊斯特拉赫此时很难自认为有资格获得列宁奖。努力将评奖扩大到“总体的”优点,而不是新的、不是思想上和艺术上鲜活生动的作品,这其他地方也有明显的例子。比如,普罗科菲耶夫是因其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被以追授者的身份列入候选名单的。
如果不考虑档案中的新发现,创作 “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生动的”作品对普罗科菲耶夫来说显然是个问题(这话说的,人都死了几年了)。亚鲁斯托夫斯基和波利卡尔波夫在写报告时,误解了普遍存在的变革情绪,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主观因素:负责意识形态、艺术和文化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iy Shepilov)(1905-95)与赫连尼科夫非常熟识,他的意见和建议是决定性的。谢皮洛夫拥有最高权力,超过亚鲁斯托夫斯基和波利卡尔波夫等下属。由于肖斯塔科维奇当然害怕被谴责,以及害怕被追究他在宣传斯大林崇拜中的作用(正如他在1957年3月中央委员会集会上的结结巴巴的讲话所展示的那样),1957年列宁奖音乐奖的人选,艺术精英们几乎一致选择了普罗科菲耶夫。考虑到其他获奖者是芭蕾舞者乌兰诺娃和受人尊敬的俄罗斯雕塑家,谢尔盖-科年科夫(Sergey Konenkov)(他在国外呆了近30年,和普罗科菲耶夫一样是归国游子),这对次获奖对于这位离世的作曲家来说,是个多方面的胜利。
附:
上图:文中涉及的作曲/表演领域候选人所属阵营
下图:作曲领域决选时普肖之争背后的各方支持情况(花箭头表示不支持),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在1958年因为总体的作曲成就被授予了列宁奖。